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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的突发性、紧急性,以及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应急管理面临严重的信息匮乏、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决策困境。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成为制约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的关键要素。在社会日益信息化的今天,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信息源。因此,大众传媒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担当重要的角色与功能,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风险的守望和预警者
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认为,社会守望是大众传播的重要功能之一。在这一点上,它与应急管理的预警功能是一致的。应急管理预警就是要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各种风险进行监控,以期提前发现威胁并告知管理者和公众及时采取措施规避之。这就是说,大众传媒事实上可以充当应急管理预警者的角色。
大众传媒社会预警者的角色,主要是从改变人们的注意力分配,提高决策的理性程度来发挥其功能的。其一,对于公众而言,由于受专业素质、地理位置、生理状况等个体条件的限制,其对周围环境变化的信息搜集、处理、分析鉴别能力,对各种潜在威胁的感知和反应能力是有限的。大众传媒对各种正在发生的或者潜在的危险向社会发出的警告,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并采取正确的措施,从而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其二,对于政府的管理者而言,虽然科技的高度发达为信息的获取和传递提供了技术上的极大便利,但是,由于决策者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在有限理性的支配下,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他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事务都保持高度的灵敏度和回应力。所以,大众传媒对某一事件的持续关注,一方面,可以改变决策者的注意力分配,促使其设立政策议程或者直接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可以弥补政府内部信息传播机制的迟缓和失真,为政府决策提供充分、及时的信息,从而保证政府采取及时、正确的行动,规避风险。
社会舆论的引导者
“舆论”(Public Opinion)在英文中是意思是“公众的意见”,是指一定的社会群体对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事件所持的共同意见,是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外化。在应急管理中,舆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公众对于突发事件本身的认知和态度,二是公众对于政府应急管理行动的理解和态度。这两个方面的舆论对于突发事件的成功应对,直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舆论组织,必然在应急管理中担当舆论导向者的角色。
从突发事件本身来说,事件发生后,公众往往希望最大限度地获得有关信息,比如事件性质、规模、危害程度、发展趋势,以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防范措施等等。如果公众无法从正当、权威的渠道获取信息,他们就会转向寻求别的信息来源,这就给流言和不真实的小道消息提供了生存和膨胀的空间。2003年SARS爆发初期,大众传媒集体失语,社会舆论以“传闻”的形式迅速蔓延就是很好的例证。
从政府的应急管理行动来讲,当社会舆论与政府的行动相一致时,公众表现为对政府的高度理解和支持,这时,政府和社会就会形成一种整合的力量,应急管理活动往往也就比较有效。比如,SARS期间,由于初期政府没有及时公布真相和采取强有力措施,当政府真正开始采取行动时,尽管此时官方、媒体的报道连篇累牍,但百姓仍将信将疑,他们依旧从其他渠道搜集信息,并用来作为行动的参考。①在这种情形下,大众传媒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一方面,及时地搜集、表达公众的意见和需求,使公众的声音能够进入政府的决策议程;另一方面,及时地宣传、解释政府的行动,引导公众理解和支持政府的行动。
集体行动的沟通者
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政府应急管理活动被认为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由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公民共同参与的行动体系。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在社会这一行动体系中,各个部分通过相互协调,参与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很显然,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的现代社会,这种协调和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离不开不同部分间的信息沟通。从这个角度讲,大众传媒可以成为居于其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桥梁。
这种桥梁的角色,在应急管理实践中可以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其一,社会动员。一方面,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大众传媒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解释,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应急能力,并及时做好各种应急准备工作。比如,媒体对地震、火灾、传染性疾病的预防、自救知识的宣传教育等;另一方面,当突发事件发生后,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公众可能陷入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的境地,这时大众传媒通过及时传递政府的行动,以及公众应当采取的正确行动等信息,可以很快将公众的注意力和行动统一到政府所期望的目标上来,从而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比如,1998年的抗洪和2003年的抗击“非典”,我国的大众传媒就起到了很好的社会动员作用。其二,社会整合。社会动员是使社会成员行动起来,社会整合则是在此基础上,协调各方的行动,提高整体效能。大传播学研究认为,大众倾向于关注和思考传媒所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媒给各个问题确定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因而,大众传媒可以通过预先有意识、有选择的安排和设计来调动公众的注意力。
不当行为的监督者
在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合公共利益的行为,我们的社会也设计了一整套控制系统或工具对自身加以控制和监督,比如专门的纪检部门、司法部门等。这种“硬控制”,虽然具有很强的制约力,但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特定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因而,社会的自我监督、约束的“软控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媒在应急管理中可以担当社会不良行为监督者的角色。
大众传媒的这种监督角色,主要从两个方面发挥其功能:其一,行为约束和纠正。大众传媒通过其灵敏的触角,及时发现在应急管理中的各种不当行为,并予以公开,使被监督者迫于舆论的压力而做出合乎理性的行为。无论是公共部门及其管理者,还是私人组织或个人,他们在应急管理活动中的行为和表现,随时都会通过大众传媒被置于大众的视野之中,任何不合乎公共利益,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应对的行为,都会因为公开而付出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代价。比如,2001年7月广西南丹煤矿事故的调查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媒体舆论监督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二,教育和警示。大众传媒对不当行为的公开和批评,先进行为的倡导和颂扬,在应急管理中,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教育和警示作用。比如,在抗击“非典”期间,媒体对有关因防治不力而被撤职的官员的报道,对其他官员就起到了极强的警示作用。
社会心理的救治者
突发事件的发生不仅会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还会对人的心理带来极大的冲击,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在个体层面上,它主要表现为恐惧、无助、绝望、抑郁、狂躁等不良情绪;在社会层面上,它主要表现为,群体的焦虑、恐慌、对政府的不信任、不合作等情绪和行为。有时,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会持续很长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消除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在应急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众传媒以其独特的信息传播优势,必然成为社会心理救治的重要平台。
一方面,大众传媒可以充当权威信息、科学信息的发布平台,通过让公众及时了解相关信息,消除公众的疑虑,增强公众的信心。比如,我国在抗击“非典”期间,一些媒体邀请疾病防治专家介绍SARS的传播途径及防治措施,解答公众所疑惑的问题,大量报道国家领导人出现在第一线慰问医疗工作者,鼓励人民坚决与“非典”作斗争的活动,既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也极大地增强了人们抗击“非典”的信心。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可以充当公众情绪宣泄的平台。在应急管理中,大众传媒不仅要“上情下达”,还要“下情上达”,给予公众表达意见、发表看法的渠道,在沟通和对话中,缓解公众的紧张和焦虑情绪。比如,开通热线电话,及时听取和反馈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加强灾区生活情况和灾民感受的报道等,都在以往的案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然,应急管理中大众传媒的功能并不是万能的,如果运用不好,其副作用就会显现出来。其一,当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不准确时,由于公众对于大众传媒的信任和依赖,就有很强的误导作用;其二,当大众传媒过度渲染某种已经发生或潜在的危险时,就极易引发公众的恐慌和焦虑。所以,大众传媒以公众利益为本的社会责任感就显得特别重要。除此以外,大众传媒功能的发挥还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大众传媒与政府的关系、紧急状态下政府对大众信息传播的管制、大众传媒的自身利益及其从业人员的素质等等,其中,大众传媒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的媒体管理政策是当前我国应急管理实践急需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将在体制和机制上促进大众传媒功能的发挥,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国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陈淑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①梁庆寅,非典:反思与对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140.
原载《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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