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史学家如何评价那个时代，对姜文那一代人来说，上世纪60和70年代永远是个“纯真年代”

当阳光不再灿烂

——影像叙事中的“纯真年代”

　　怀念灿烂的阳光

　　第35届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在新泽西召开，主题是“连接亚洲不同地方、人民和形象”。我参加的是“中国大众文化中的消费与怀旧”讨论组，作报告的题目是“红色怀旧与成长叙事”。我当时选择姜文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引入主题，主张姜文以该片开创了一种成长叙事的影像形式，即文革中大院子弟快乐地成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们自由、浪漫、充满理想、兄弟情深。“文革”结束后，他们也步入了成年。在“新时期”事业有成，飞黄腾达，腰缠万贯。当发小们再次聚首，却发现昔日倜傥少年早已大腹便便。成功人士已获得当年翘首渴望的一切，但却失落了往日的少年真诚。亮丽的彩色画面，渐渐退色为阴郁的黑白世界。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和沧桑无奈油然而生。这是一种不同的成长叙述，个人成长的记忆与当

　　下主流乐观、进步的历史观出现了背离，也许这正是姜文式怀旧的主色调。

　　可能我的提法在美国汉学界还算新鲜，发言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提问的人很多，主持人不得不几次提醒时间。有人问是否出版了这方面研究的专著可资引用，也有华裔学者问国内对“文革”的态度是不是发生了变化。然而，最尖锐的问题是由美国圣若望大学的汉学家金介甫教授提出的。他指出，中国影视竟如此浪漫化“十年动乱”，把历史浩劫描绘成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德国人是否也可以把第三帝国歌颂为“我们的美好时光”呢？这个问题火药味挺浓，会场一下子静下来。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暗藏陷阱，我若一时莽撞，会闹笑话。恰在此刻，主持人再次提醒，我们这个组的讨论已严重超时，可能会影响下一组的日程。我只好简要概括我的观点：姜文和其他的红色怀旧作品，有比对历史作政治评价更复杂的文化因素。无论史学家还是主流意识形态如何评价那个时代，对姜文那一代人来说，上世纪60和70年代永远是个“纯真年代”。这种浪漫化的个人记忆与客观的政治叙述之间的张力，才是这类作品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

　　成长的无奈

　　早在1994年，姜文推出了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当时与主流历史叙事大相径庭。动乱的“文革”时代在片中渲染为令人神往的青春岁月，这显然与清算文革余孽的“新时期”主流话语格格不入，曾一度遭禁。但是，该片无论如何不应该被视为历史片，它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使命。该片开创了一个影像叙事的传统，一种将青春与成长浪漫化的策略。这个传统籍历史话语为依托，巧妙地渲染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崇高、浪漫和绚丽，也悼念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不幸与“纯真年代”一起被现代商业社会所埋葬。这一叙事传统显然脱离了王朔原作的个人伤感情调，代之以精致的影像来塑造“60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从此之后，不断有新的作品为这种怀旧、浪漫的叙事做脚注。特别是近两年的电视剧生产，在所谓“60”、“70”和“80”代际文化的热炒中，推出《幸福像花一样》、《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等红色系列连续剧，再次将成长叙事推向高潮。这些冗长的电视剧虽然没有《阳灿》的精巧和细腻，却有该片不具备的滥情和放纵。

　　在德国18世纪晚期，歌德、席勒曾倡导有机成长的理念。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将一个民族的成长历程，浓缩在一个中产阶级青年市民的心路历程里。迈斯特、阿伽通、绿衣亨利等栩栩如生的人物，遂成为德国民族脱离落后的封建割据，逐步走向现代、统一强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德国成长教育小说也被誉为“现代德国文学”的原型。同时，它还为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叙事母题。在中国，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用青春与成长作为象征，寓意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与发展。从此，在中国文学创作里，青春既是浪漫抒情的载体，也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隐喻。在个人成长和历史演进的文学叙事中，一种历史向前发展、螺旋上升的线性观念逐渐形成，建构了颠覆不破的现代观念。

　　也许是基于上世纪90年代特殊的时代感受，姜文的电影创作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反成长叙事。这种叙事不再憧憬美好的未来，却为逝去的时光黯然神伤。青春、成长也不再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而只剩下空洞却愉悦的时时刻刻。“文革”期间动荡无序的成人社会，恰恰给无聊、颓废的少男少女，留下无限自由的生活空间。他们在漫无目的的游荡和毫无长进的嬉戏中，荒废着，同时也享受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用姜文的话说：“那时的天比现在的蓝，云比现在的白，阳光比现在的暖。我觉得那时好像不下雨，没有雨季。那时不管做了什么事，回忆起来都挺让人留恋，挺美好。我就是随着心里的感觉去拍这个片子。”影片最有力的部分是它的结尾：进入成人世界的主人公和昔日的同伴顽主们，都已摇身一变为“成功人士”，坐在加长凯迪拉克豪华轿车里，品着上好的威士忌。这时，影片鲜活的色彩已经转成黑白底色。苍白、单调、阴郁的画面里，没有了无忧无虑的大院子弟，只有因脑震荡失忆的刘忆苦和身着霹雳服的傻少年。

　　一年又一年

　　对成长的反讽，一直是欧洲成长教育小说研究中最受瞩目的课题。今天的西方小说批评家试图以反讽为视角，解读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小说主人公迈斯特经历了风雨磨炼，最后成为一个负责、严谨、审慎的翩翩君子，一个理想化的“德国市民”就这样诞生了。但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却认为，歌德实际上是在质疑迈斯特到底学到了什么？除了让自己朝气蓬勃的青春理想幻灭、意气风发的锐气削平外，迈斯特成熟后又实现了什么？成长与发展对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现代化对德国民族的进步真的不容置疑吗？特别是德国经历了20世纪30、40年代的纳粹法西斯主义，第三帝国奉行的泯灭人性的效率原则，被德国思想家鲍曼称之为现代性的必然后果，这让当代文学批评方式更显得言之有据。

　　姜文也许没有借鉴欧洲成长教育小说的思路，但是对于1960年出生的那代人来说，自己特殊的成长经验，曾经历过民族历史关头的重大抉择，不可能不对自身命运在国家政治变迁中的荣辱沉浮思索玩味，也不可能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所反省，但这种反思在上世纪90年代被都市文化的怀旧时尚消费了。1998年热炒的连续剧《一年又一年》，不仅迎合了人们怀旧的口味，还以通俗连续剧的形式，重塑了大众对改革开放和全球一体化连续、线性时间观的想象。开放的“新时期”被叙述为“现代化史”的起点，并一路向前发展。而“十年动乱”被当作“遥远的过去”，彻底埋葬于集体记忆的深处。2005年热播的《血色浪漫》和《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正是在《一年又一年》连续剧式的大众历史意识的基础上，回溯到集体记忆深处的黑暗地带。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话语资源，姜文的《阳灿》为这两部剧提供了一个关于“文革”的时间符号——“阳光灿烂的日子”，同时也提示了极具象征性的怀旧空间——军队大院。这两部连续剧所要做的，

　　就只剩下嫁接大院里“灿烂的日子”到“一年又一年”的历史框架上。有意思的是，两部电视剧都选择了跨越彼此割裂的两个时代——动乱的“文革”与改革的“新时期”，却都没有采用姜文的影像策略——从彩色转换到黑白画面，以此象征两个时代的断裂。更没有姜文鲜明的价值取向，把繁荣的“新时期”指为“血色浪漫”的葬礼。这两部反复热播的电视剧，只是滥情于自恋与怀旧的矫饰，征用精心裁剪过的不同款式军装，权且当作成熟与时代转型的标志。

　　电视剧《血色浪漫》极力烘托大院里一帮身着父母军装的孩子们的激情岁月。传统的青春叙事往往升华为爱情的硕果，而该剧的高潮却选择反叛的大院子弟们佩戴红色帽徽和领章的庄严一瞬。主人公钟跃民本是个愤世嫉俗、倜傥风流的男孩，对一切都看不惯、不在乎。从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义务，只一味挑战既成的秩序。但从参军那刻起，他成熟了，负责了，一下子认真起来，像变了一个人。一个成长的故事以一群“坏孩子”庄严地穿上人民解放军1971式军装戛然而止。他们成长得太突兀了，没有过程，也没有预兆，就那么一夜间成了道德的楷模，故事与抒情一下子推向了高潮。紧接着，情节又一下跌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院里这帮玩主已娶妻生子，事业有成。有的登堂入室，八面威风。有的日进斗金，志得意满。日子好了，心却散了，昔日兄弟情意一去不返，连重温旧梦时的味道也变酸了。《血色浪漫》的女主人公周晓白与众不同，保持着当年本色，仍一身戎装，只是新款的1985式军装，那昔日军人的崇高感，已曾经沧海。虽然她身上还留着上个时代的纯情、真诚、坦荡，但在这个嘈杂、浮躁、功利的世界中，除了显得更不合时宜外，让人徒生今不如昔的感慨。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是个冗长、混乱的故事，大院子弟们一直絮絮叨叨地忏悔自己如何虚度光阴，一事无成。同时，又近乎偏执地宣称青春无悔。1971和1985式两款军装，在这个剧中同样是象征时代转换、从崇高到日常的符号机制。当兵曾经是大院子弟的浪漫梦想，但市场时代不期而至，使他们不知所措，只好屈从于消费社会的竞争价值观。他们承认自己的失败与无能，但又徒劳地为自己的似水年华正名，并嘲笑那些狗苟蝇营的都市白领，根本不懂什么是青春，更不晓得如何浪漫，这不正是一个急速转型社会集体焦虑的真实写照吗？一百多年前，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里，曾生动阐释了现代社会书写成长的困境：在现代小说里，昔日传奇英雄变成了普通个体，带着他们对爱情、荣誉、野心和改造世界的理想，同现实的秩序和平庸作斗争。在成长的历程中，个体的愿望和理想都渐渐消磨在社会关系的工具理性网中。主人公的成长结局，不过是在社会分工的网络里获得一个适当的位置。无论他怎样与世界冲撞、反叛，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他得到了一个应属于他的姑娘和任何一个职位，结了婚，变成一个同别人一样的庸人。他的女友曾经是个天使，现在是个家庭主妇，没有任何浪漫可言，与其他人的妻子也没有任何分别。

　　失去的浪漫记忆

　　当代都市消费社会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让逝去的浪漫岁月有更无限的想象空间，使它成为抚慰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的心灵乌托邦。其实，那个刚刚过去的时代并不遥远，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无疑是改革的倡导者和受益者，虽然经历了动荡与剧变，但最终享受了市场经济的累累硕果。如果说他们真的怀念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还被一种超越精神和集体意识所激荡，那么，这种怀念和激情绝没有实践的意味，也没有产生过回到过去的真正冲动，那不过是志得意满的一代人摆出的一种文化姿态，一种怀旧与伤感的惺惺自恋。或许，他们还会拿出唐吉诃德式的悲壮架势，奋勇冲向消费社会这架巨大的风车，但不要相信他们会有唐吉诃德的真诚和末路骑士的绝望。如果说《血色浪漫》继续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青春叙述范式，那么前者比后者只多了一些血色，却少了些浪漫。如果说《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延续了姜文的怀旧格调，那么前者只多了些日子，却少了些青春。

　　汉学家金介甫提出的纳粹德国历史，其实一直是德国“战后文学”的核心问题。德国作家早已开始对“二战”记忆作深层挖掘，不断呈现出德国个人与代际集体记忆之间的差异，作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学丰富性与复杂性。君特·格拉斯是“战后文学”的集大成者。美国汉学家当然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中国历史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可是作为身在其中的中国人，在判断前难免顾忌周围人的情感和完全不同的境遇。毕竟那是我们自己成长的历史，需要与同胞分享、讨论，甚至争辩。(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炎)

    《中国教育报》2008年4月16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