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宋代乃至中国古代文人的杰出代表。他诗、书、画皆精，于文学、哲学、美术诸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另一方面，这位大文豪又对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中国古代士大夫对日常生活之物要么不屑一顾，要么仅仅贪图口腹和身体上的满足，很少有人像苏轼这样，对食物、酒、茶等物质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去关注它们、研究它们。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轼与猪肉的故事。

　　苏轼爱吃猪肉。在被贬黄州时，他发现当地的猪肉不错，而且很便宜，但有钱人不屑于吃，穷人又不知道如何做才好吃。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有名的《猪肉颂》：“净洗锅，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篇别出心裁的《猪肉颂》用家常语叙家常事，以幽默的笔调言简意赅地写出了猪肉的烧制方法和妙处。不是真正对生活、对事物充满兴趣的有心人，怎能写出这样体察入微的妙文！到现在仍然受到欢迎的“东坡肉”、“东坡肘子”，就是人们对苏轼这段妙文的最好褒奖。

　　但苏轼食肉的高妙之处，是在于他能将非常世俗的日常生活“吃肉”和非常精妙的精神活动“习禅”结合，他在《答毕仲举二首》诗序中说，我曾经告诉一个爱谈禅论道的朋友，他所谈论的深奥佛理，好比龙肉，而我学佛好比吃猪肉。猪肉固然比不上龙肉，但你整天说龙肉，却不可能尝到龙肉的滋味，反不如我吃猪肉，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满足。苏轼用“龙肉”和“猪肉”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应该从实际入手学佛，避免空妄的道理。这一比喻看似简单，其实蕴含了深厚的佛学背景。禅宗发展到北宋，影响前所未有的盛大。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对禅宗的信仰蔚然成风。但这种盛行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部分禅门人士为了扩大禅宗的影响力，片面夸大其“方便法门”，以致社会对禅宗的认识产生了偏差。很多佛学修养深厚的信徒对这种情况不无忧虑。苏轼就曾多次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认为学佛的人都希望能达到“静而达”的境界，但“静似懒，达似放”，学的人根本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却学得懒散放纵，其实是有害的。（《答毕仲举二首》其一）有的人明白了一句半句佛理，就以为自己已经得道，以致“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高者为名，下者为利，余波末流，无所不至，而佛法微矣”（《书〈楞伽经〉后》）。苏轼认为，佛法高深，非一时一事可悟，但要尽量学习之，可以先学一些浅切易懂的内容，虽不能了悟大义，也可洗涤心胸。

　　苏轼还曾作过一则《禅戏颂》，将世事比做一锅羹汤，里面荤素皆备，而将人的自性比做“无碍羮釜”。这样一来，不管是荤是素，投到里面，都是佛法的体现，没有差别。看来苏轼真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了。因此，苏轼一方面不刻意禁欲，平时照常饮酒食肉；也不刻意追求酒肉，在资材匮乏的日子，比如遭遇贬谪时，他就很少表现出向往之意，而且会马上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其他饮食的研究和享用上。如被贬黄州时，他以极大的热情自制了有名的“东坡羹”，在《东坡羹颂》中，他详细记载了这种“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的羹汤的材料和制作方法。在惠州时，他借了朋友的半亩地与儿子苏过亲自种菜，两人一年到头以菜下饭，却十分满足。有时半夜喝醉了，没有什么解酒的东西，就摘些蔬菜煮食。蔬菜中含有泥土的芬芳和风露的清香，是那些精美昂贵的食物所不及的。苏轼不禁问道：“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卷四十，《撷菜·引》）并做诗曰：“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劳动的收获让苏轼心怀喜悦，在他眼中，菜园里的萝卜青菜也像人一样有生命、有感情，而从给人带来的口腹的满足上看，又与鸡肉猪肉没什么区别。像晋人何曾那样饮食日费万钱，犹言“无下箸处”，则不仅奢侈，而且愚蠢了。

　　这种对猪肉乃至对食物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苏轼对有关“物”“我”之间关系的认识。他在《赤壁赋》中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其中的“物”是指天地间一切物质。苏轼从平等观出发，肯定了“物”的价值：它不仅可以为人提供生存的条件和精神的慰藉，而且可以独立存在，成为反映自然和生命的哲理。这样，了解了“物”、体悟了“物”，就掌握了心灵大门的钥匙，领悟了自然和生命的哲理。（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昝红霞）

    《中国教育报》2008年4月16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