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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4月07日 |
作者:《教育研究》编辑部 |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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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教育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是教育研究成果的应用却很不乐观。为此,几年前,编者就向《教育研究》编辑部主编高宝立提议,由《教育研究》编辑部商量有关教育理论刊物、有关专家学者,就年度教育理论的进展进行总结,在《教育研究》杂志和本报教育科学版联合推出《年度教育研究报告》,以期扩大教育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去年教育研究的前沿动态与热点问题已经在《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发表,这里我们发表该文的报纸版。
——编者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入,我国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在教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最近,本刊编辑部发表《2005年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对2005年度教育研究中的前沿与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评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教育研究者的一些新观点。
一、道德教育问题
道德之知本是一种实践之知,当代的道德教育却以普遍化、客体化的知识割断了与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走上了一条唯知识化的路。
20世纪末全球性道德教育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道德教育本质的认识不够全面,即把道德等同于知识,忽略了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行为的改善。
对于德育工作细微品性缺乏认知和领悟,在分数和升学率面前,德育不过是一种陪衬和摆设,导致德育工作的形式化、空泛化和简单化现象相当严重。
德育低效源于普遍利用虚拟道德教育情境进行道德教育,而不能引发学生真实的道德冲突。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处方”和精确制导的“技术手段”,缺乏主体间的交流、对话和关怀,缺乏真实的道德体验。
道德教育不仅是社会或国家对个体的一种规约和要求,也不仅仅是用社会性的价值规准去要求个人,道德对个人要求最终应当是关注个体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幸福。
为克服传统德育方法表现出的诸多弊端,道德教育应从“知识”转向“故事”,从“灌输”转向“对话”,从“大道理”转向“小细节”,从“感悟”转向“践行”,从“受爱”转向“创爱”。
进行德育工作制度化、个案化建设,是解决德育形式化的关键;改善师生的道德生活环境,强调学生的德育体验,是学校德育工作必须加强的细微环节;德育工作生活化、真实化是改变德育工作空洞说教倾向的必然选择。
二、教师专业发展
以智慧型教师作为对教师的整体境界、专业发展、理论学养和综合实践素质的总要求,一定程度上会使教师的专业发展更为协调、完整和全面。
教师的专业能力有赖于专业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的发展,教师成长的关键在于实践性知识的不断丰富,实践智慧的不断提升。
实践智慧隐含于教学实践过程中,应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发展和完善,作为一种隐性知识的学习,需要以行动、反思和研究作为基本的学习途径。
教师要面对许多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各种随机性、偶然性变化,并做出某种判断和选择,这就要求教师不断研究新情况、新环境、新问题。
必须促进教师的缄默性个人教育观念外显化。教师揭示、分析自己已有的缄默性个人教育观念,是一个反思自己教育行为和教育思想的过程,不但可以使教师及时对自己的教育行为做出调整,而且有利于促成教师反思性教学的形成。
教师叙事是教师主体发展的内在需要和教师专业成长的必要途径,教师应该通过叙事,审视和分析自己的课堂生活与实践,体会自己教学的成败得失。
顺应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潮流,让教师在法律上拥有专业自主权,是有效推动教师专业化发展、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准的有效手段。
经验型教师向专业型教师的转变,带来了教师“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的观念转移,即:使抽象、模糊、未分化的师德走向具体、明确和专业化的伦理规范。
教师专业道德强调从专业特点出发讨论伦理规范的建立,而不再是一般道德在教育行业里的简单演绎与应用。
从教师专业发展角度看,作为教师教育一体化的职后提高,即教师继续教育,应由“传授模式”转向“发展模式”,走以专业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反思型”教师培训模式。
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不能用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
课程改革涉及课程与社会、课程与文化、课程与知识之间关系的处理,课程理论要发展,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从哲学层面上探讨它“直接”的理论基础。
在澄清“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多元论”与“多样性”等概念以后,新课程改革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多样论教育理论相结合,“将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
课程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传承人类文化、发展人类文化和创造新文化的人,因此课程应该回归文化的逻辑,回到生活世界和人类活动,成为开放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探究、建构、交往、对话与反思的过程。
学习不是单纯的现成知识的积累,是经验重建和意义生成的过程;课堂是学生人格成长的场所,教师的作用在于组织“互动型学习环境”;“课程”的概念需要从“课程即计划”的静态课程观走向“课程即体验”的动态课程观。
“回归生活”不是要取消社会与学校的边界来使课程与生活变得统一起来。学校课程实施策略,需要让学生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通过知识的实践性,来品尝由求知带来的快乐。
课程改革的参照系,应更多地立足在国内而非西方,应走基于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国际化、全球化之路。国家课程改革政策,需要“地方化”的设计与执行,校本课程的开发应注重规范性、灵活性和创新性。
从学校和教师层面上,虽然课程政策赋予学校和教师相应的课程权利,但还是存在权利缺失、迷失以及权利意识薄弱的问题,因此,应从管理层、培训层和教师层上提高课程的领导力、转化力和执行力。
四、职业教育改革
职业教育依然存在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包揽办学的弊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还阻碍着职业教育的整体推进,因此,创新体制、深化改革是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出路。
传统的以理论教育为主的本科院校,难以满足人才多样化的需求,有必要建立以技能教育为主的高等职业教育的独立体系。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而不是一个教育层次。
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慢,已成为制约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目标的“瓶颈”。职业教育的核心是就业教育、谋生教育和生涯教育,应将其重点转向“保障全民基本技能”,实现由“学历社会”向“学习型社会”的根本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采用的是设计模式,这使得职教体系一直游离于社会体系。我国职业教育要获得持续发展,并真正发挥社会功能,必须从设计模式转向内生模式。
深刻理解职业教育在人一生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即“基础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职业教育要根据自身的类型特点,把职业行动知识的掌握,作为构建基础的核心。
现代职业教育的课程开发,应将职业分析、工作分析、行为结构分析、企业生产(或经营)过程分析、职业资格分析、个人发展目标和教学分析等结合在一起。
职业教育应调整专业学科结构,实行弹性学习制度,建立模块式课程结构和教材体系,加强学校课程教材内容与职业资格标准的衔接。
五、农村教育
要树立国家发展视野下的农村教育发展与实践观,将农村教育定位于社会公共产品。农村教育应采取适应农村发展的、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整体发展模式,以“建设学习型的农村社会”为长远的和总体的发展目标。
农村教育应从培养传统的劳动者和传授简单的农业劳作技能,转向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大农业需要的人才。在坚持“农科教”结合的同时,进一步发展符合时代特征的“经科教文”结合。
农村教育的城市化进程,应该主要与农村自身实现城市化转型协调一致。农村教育应该将外来的城市文化、价值观念与农村原有的传统习俗,共同作为可资利用的资源。
农村基础教育要实行两条腿走路,通过办好优质高中和高中段职业教育拉动义务教育,解决义务教育中较突出的辍学问题,农村教育应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打好基础。
留守农民工子女教育是农村基础教育的难点,需要加以特别关注。应强化政府监督力度,积极动员村民参与“留守儿童”的管理,要尽快将“寄宿制”纳入发展规划,为“留守儿童”营造温馨、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正在由个体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低技能型向高素质型转化,只有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才能促进城乡统筹、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
村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村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农村教育应当承担起村落文化的改造和民主意识与民土文化的培育,唤起村民觉醒、开发村民“脑矿”的使命。
六、大学建设
现代大学要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与长远需要,通过“教育—人才—就业”环节,打通与经济社会的联系,形成综合国力的核心竞争力链条,对现实经济社会起到批判和警示作用。
大学理想和理念不仅仅需要论理,更需要体悟和感受,也只有在体悟过程中,才能形成大学的精神与品位。它是一个“理念群”,包括核心理念、基本理念和具体办学理念。
现代大学应该善于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为自身定位,在坚持自身品格的同时,必须着眼于外部世界的多样化需求,科学定位,走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的道路,这是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
解决规模发展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大学生就业率等矛盾,需转变比较劣势思维、规避趋同化路径,培养社会适用型人才,这是今日我国高等学校尤其是教学型大学的必然选择。
高等教育的质量目标,在考虑培养社会、国家所需的专门人才的同时,还要关照学生个人的发展;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是多元的,并更多地注重过程性的内部因素,即学校为学生所提供的学习条件决定着高等教育的质量。
高等教育质量的保证,更根本的是要发挥各个高校和广大教师的自觉性,而高等教育认证,则是一种有效的高等教育评估和质量保障机制。
针对我国当前由于快速扩招造成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设施不足、师资不足和生源质量下降的现状,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将质量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特别不能忽视本科教育质量。
财政困难固然阻碍大学的发展,但是制度建设的滞后,对大学则构成更致命的危机。没有现代制度,就没有现代大学。没有必要的制度建设,我国大学就不可能在国际知识体系中从边缘走到中心。
■道德教育问题
为克服传统德育方法表现出的诸多弊端,道德教育应从“知识”转向“故事”,从“灌输”转向“对话”,从“大道理”转向“小细节”,从“感悟”转向“践行”,从“受爱”转向“创爱”。
■教师专业发展
经验型教师向专业型教师的转变,带来了教师“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的观念转移。教师专业道德强调从专业特点出发讨论伦理规范的建立,而不再是一般道德在教育行业里的简单演绎与应用。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回归生活”不是要取消社会与学校的边界来使课程与生活变得统一起来,而学校课程实施策略上的选择,即让学生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通过知识的实践性,来品尝到由求知带来的快乐。
■职业教育改革
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慢,已成为制约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目标的“瓶颈”。职业教育的核心是就业教育、谋生教育和生涯教育,应将其重点转向“保障全民基本技能”,实现由“学历社会”向“学习型社会”的根本转变。
■农村教育
村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村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农村教育应当承担起村落文化的改造和民主意识与民土文化的培育,唤起村民觉醒、开发村民“脑矿”的使命。
■大学建设
财政困难固然阻碍大学的发展,但是制度建设的滞后,对大学则构成更致命的危机。没有现代制度,就没有现代大学。没有必要的制度建设,我国大学就不可能在国际知识体系中从边缘走到中心。
《中国教育报》2006年4月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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