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管理的科学方面的过多强调和对哲学的忽视，导致了管理实践的机械化：员工为了谋生而工作，却不一定认同公司；管理者除了牟利没有更高的人生目标。企业使命、经营理念、用人和持续发展等根本问题很难用管理科学手段加以解决

　　近年来，管理哲学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有学者甚至断言：管理哲学的崛起，把管理从“科学”引向了“哲学”。尽管这一论断还有待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管理哲学在今日的兴盛，绝非人为操作的学术泡沫，是有其深刻的社会与历史根源的。

　　管理：哲学不可或缺

　　从现代管理思想的历史来看，管理学的研究就一直处于一种发散式的发展状态：人们对管理的职能、原理、方法甚至管理的定义缺乏统一的解释；在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上，现代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相比仍显得杂乱无章。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学者孔茨对“现代管理学丛林”先后进行的两次综合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它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坚实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这种哲学基础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作为一种世界观，它首先构成了知识的基础，并为各门具体科学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法。毕竟，管理学虽然主要是一门经验科学，但它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属于超越经验的哲学研究对象。因此，哲学对于管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当今，主流的现代管理理论更多地停留在科学和技术层面，对管理的科学方面的过多强调和对哲学的忽视，导致了管理实践的机械化：员工为了谋生而工作，却不一定认同公司；管理者除了牟利没有更高的人生目标。企业使命、经营理念、用人和持续发展等根本问题很难用管理科学手段加以解决。管理学与哲学的联姻，即管理哲学的研究，必然要成为当代管理研究的主旨。当然，当今管理哲学的兴起，也是哲学自身回归实践、生活的需要。

　　是科学？还是哲学？

　　人们对管理哲学的认识，虽然充满了意见纷争，但也达成了部分共识，即管理哲学处于管理学和哲学的交叉领域，属于一种部门哲学。当然，这种交叉不是管理学与哲学的简单叠加，也并非简单地将哲学推演到管理学之中的结果，因为哲学本来就是管理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当今那种将管理学定位于“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做法，正好忽略了作为其理论基石的哲学层面的问题。哲学并不独立存在，而是深深渗透在一切具体科学之中，它们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联结的知识总体。而在这一知识总体中，哲学处于深层地位，它所关注的是各种知识领域中的深层理念，如各种具体学科研究的前提假设、基本原则、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等。对于管理研究而言，它既可以是一门科学，又可以是一门哲学。而二者在实践中的有效应用，就会形成所谓的管理艺术。因此，从更全面的意义上讲，管理应该是科学、哲学和艺术的“三位一体”。

　　当然，上述界定只是告诉人们管理哲学的定位，却没有说明管理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现实功能。这正是目前学界所普遍忽视的一个问题，即大多侧重于回答“管理哲学是什么”，而疏于对“管理哲学应该做什么”的探究。要说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哲学本身的特性谈起。怀疑和批判构成了进行哲学反思的两种最为基本的态度和方式。由于所有哲学都必须从可疑的常识开始，因而哲学就是一种批判的意识。由此我们认为，管理哲学就其基本特征和现实功能而言，乃是“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这种反思应该是紧紧联系现实的管理实践，以人的现实实践为核心，围绕实践过程、以思考和解决实践问题为直接目的——这种实践思维方式，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本质。

　　在当今管理学越来越成为“时尚”的今天，我们需要通过对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进行哲学反思，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对现代管理进行跨文化、跨领域的全方位把握。与此同时，管理哲学还应该在加强对管理学发展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把握中发挥作用。毕竟，哲学的功用不仅仅局限于扮演“黄昏起飞的密涅瓦之猫头鹰”，即进行跟踪式的理性概括和总结，更应为管理的未来发展和未知领域的研究提供前瞻性启发。

　　管理哲学直面四大问题

　　管理哲学既然要成为一门学科，自然就要寻求确立所研究的问题域，并建立相关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无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由于变革无处不在，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有固守不变的问题域。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明确管理哲学在当前所面对的一些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

　　——从世界观层面探索管理的本质和一般规律。在管理哲学的研究中，研究者的问题来源并不是自己随心所欲确定的，而是深深地植根于管理学和管理活动的历史发展中。没有管理科学的发展史作为基础，管理哲学的研究就是空洞的，甚至是无法进行的。不过，与历史学的考察方式不同，管理哲学对管理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的考察，不是以先验的观念对现实社会的演绎，而是要深入探索管理实践的本质和一般规律、基本特征，进而形成普遍性的理论形态。

　　——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理念和模式的比较与融合问题。在当今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不同的管理文化和模式的沟通与融合，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中国式管理也好，西方式管理也罢，只要能有效地解决当代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选择适用或经过创造性转化加以适用。离开特定的实践，所谓综合创新只能是一种空谈，从而免不了在“中体西用”之间来回跌宕。这正是当今管理界所面对的困局。因此，全球化管理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管理哲学革命”。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地消除种族优越感，保持相互的文化尊重和理解，以平等的态度交流，进而找到不同文化的结合点，从而逐步建立起适应自身的管理理念和模式。

　　——探索适应当代管理实践的新理念和新模式。从整个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理论的产生都源于现实的需要。以科学管理理论、管理过程学派为主流的现代管理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当时相对简单的管理实践的要求。但是，在当今时代，与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相伴随的，是日益扩大的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商务环境和战略行为的不连续性、复杂化和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组织经营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如何构建出一套适应当代复杂、易变环境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便成为当今管理哲学的中心问题。

　　——建立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从管理学发展史看，管理学本身是以工程学、经济学、个体心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为依托建立起来的。管理学的这种多学科移植交叉性，以及无限发散、无限增多的发展趋势，使得人类对管理的认识很难再收敛、聚合成一个体系。为了获得对管理的统一性认识，必须形成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以系统科学为先导，20世纪兴起了一系列跨越学科界限的所谓“横断性科学”，这些学科用一种统一的认识模式和框架来看待世间万物，既给予哲学以实际的、实证的内容，又给予科学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并日渐促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自觉而密切的结合。为此，我们必须提炼和概括出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的基本特征，并将它应用于当代日趋复杂、多变的管理实践中。这正是管理哲学在当代面临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彭新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3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