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远辉

　　早在上个世纪，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把教育科研中的“媚外”与“移植”现象形象地比喻为“替外国人拉洋车”。现在，教师的教育科研中仍有这种不良风气。

　　从事教育科研能有效地培育教师的问题与研究意识、提高教师的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和教育教学反思的能力等。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从事教育科研是培养学者型、科研型和专家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一条重要途径。教师、包括中小学教师应该而且必须从事教育科研，这毋庸置疑。但在当前，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人在从事教育科研和撰写教育科研论文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良学风，其中的一个突出方面就是“媚外”与“移植”。

　　这里所指的“媚外”与“移植”主要有以下表现：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教育观点、教育流派，甚至是一些具体的教育做法等；将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某些教育理论或教育流派视为经典和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秘诀；所从事的研究以外国教育和比较教育为主，但其研究没有与中国教育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国外的某种或某些教育理论流派和主张直接作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论文和著作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语句不通顺，概念界定不明确、似是而非；所介绍的国外教育理论十分晦涩难懂，不仅非专业人员读不懂，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读下去。

　　教育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教育本质和规律的共同性为各国教育的借鉴和交流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和可能性。无论教育理论还是教育实践，都是在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达到取长补短和共同发展的。但当前少数人在这个问题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在从事教育科研和撰写教育科研论文时不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实际，他们对国内悠久的教育历史、厚重的教育遗产、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的教育实践以及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毫无兴趣、熟视无睹，更不愿意沉下去搞一些扎扎实实的实验和研究来指导教育教学的实践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有中国特色和气派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从而充分发挥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对教育实践的指导和先导作用。

　　其实，教育科研中的“媚外”和“移植”现象在中外教育发展史上就早已有之。19世纪和20世纪就有很多教育家，尤其是比较教育学家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就认为，外国教育制度中的具体方法和要素“常常植根于其制度本身的土壤之中，并与它们所依赖的条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这些条件是不可能或不希望被引进另一国的”。他进一步指出：“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之中，适合于它的需要。”又如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和汉斯等人也把“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等作为教育和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指出教育、尤其是比较教育的研究要充分考虑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性”等因素，而不能完全照抄照搬和简单借鉴别国的教育制度、课程体系、组织形式和教育方法等。

　　无疑，教育科学研究需要借鉴和交流，翻译、诠释和介绍国外教育研究的成果是我们了解世界教育发展现状、促进本国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当前世界教育“国际化”潮流面前，它的重要性和作用更是日益凸显。我们的基本主张是，教育研究应该关注现实中的教育问题，对国外教育理论和流派的介绍和借鉴要充分考虑它产生的背景和适用的边界，最为重要的是与中国教育的实际相结合，实现研究过程和话语表达方式的“本土化”，提倡写通俗易懂的文章。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发挥国外教育研究和比较教育研究的作用，也才能真正体现学习和借鉴国外教育理论的价值。

　　教育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总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及历史传统等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教育既作用并促进这些因素的发展，又被这些因素所决定。教育的极端复杂性和系统性决定了简单借鉴和“移植”国外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是很难有用和有效的，也很难达到提高本国教育的目的。

　　《中国教育报》2007年12月8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