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每一位中国的管理者心中的灵魂都是他自己的“中国化”，但人人口中侈谈的却都是MBA和EMBA

　　中国的管理领域（不光是企业管理）呈混沌状已经很久，是一门“人人意中所有、个个言中所无”的学问。这倒不是说中国的管理虚无缥缈，相反，中国的管理是一方足够管理者们终生纵横驰骋的广阔领地，他们都带着不同色彩的主体人格印记在这方领地里耕耘，许多人都身怀绝技，仿佛有妙药灵丹。但他们集体约定了守拙，一谈到中国的管理便揣着明白装糊涂，后来干脆就扯过MBA和EMBA做挡箭牌。其实每一位中国的管理者心中的灵魂都是他自己的“中国化”，但人人口中侈谈的却都是MBA和EMBA，所以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管理仍然呈现出一片混沌状态。

　　随着《中国化管理》一书的问世（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中国的管理也许揭开了混沌的幕纱，露出了“中国化”的本相。

　　该书核心内容被作者提炼为五个字：“九、九、用、一、管”，即中国化管理“九”大特点，管理者和人之道的“九”大原则，被视为管理者看家本领的“用”人之道，天下第“一”难题——接班人工程，“管”理者修为。五个方面既有哲学思想的溯源，又有器用层面的点拨，是对中国化管理的揭秘。很久以来，中国的管理一直被称为神秘、厚黑，现在通过读《中国化管理》一书，知道了那其实是严重的误读和歪曲。中国化管理原本是大道管理，是中华文明的结晶，“九、九、用、一、管”处处浸润着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处处披沥着中国文化的绚丽风采。

　　管理在中国古已有之，从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修礼、制乐、教化万民，这都是管理。但吊诡的是，“管理学”却出在西方，而中国文化的学统中缺少这种分门别类的学科分析。其实，中国化管理和西方管理的区别有很多，根本的区别在于：中国化管理强调管理者和管理对象是互为主体关系，是融为一体的，其最高目标是达到“太和”，这就产生了中国化管理体系中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志是看管理者能否将人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调谐到最佳状态，也就是是否达到了高度和谐。而西方管理者却严格划定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主客体关系，从认识论上说，二元对立法自然要把管理定位为管理对象的对立主体。这样一来，管理者就由管理过程的共同参与者一跃而成为单纯的认知者、评价者，于是就产生了指标管理。由于中国化管理与西方管理科学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不同，所以用现代科学分割一下中国化文化，自然就找不到中国化管理的位置。现在这种由现代管理科学独霸天下的格局被成功解构，以往“妾身未分明”的中国化管理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登堂拜舅姑”了。

　　当然，中国化管理的问世绝不是为了和业已枝繁叶茂的西方管理科学赌一口气，而是为了匡济管理界近30年来一直被困扰的一个悖理现象：那就是对管理学课程“听得懂、学得会、用不上”的矛盾。这里除了内容方面的“水土不服”以外，大概还存在一个对学习者知能框架的因材施教问题。但不管怎样，借来的东西，有时觉得看懂了、学会了，案例也分析得头头是道，但一触到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就失灵。这一“水土不服”问题折磨着许多人已非一日。

　　《中国化管理》的三位作者既有相关的学术背景，又有比较成功的跨界管理经验，履历丰富的有心人常常能做出些货真价实的事。本书并没有什么噱头，是一本实实在在的管理学著作，可以把《中国化管理》理解为对现行名目繁多的管理学课程的认真挑战。确实，目前国内开设的管理学课程基本上源于西方，学用分裂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命题，这个命题如不能从根本上破解，我们极容易陷入一次集体的掩耳盗铃。

　　管理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需要实践的支撑，也需要文化的提升。这些都应是实在的存在，容不得过度发酵。（刘好光）

　　《中国教育报》2008年4月22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