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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研究生和导师相互“确定”时节，人们会不断追问，导师在学生的成长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学生怎样在导师的支持下成长？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所长王蓉教授在美国攻读博士的经历告诉我们，导师给予学生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精神的支持。
---编者
导师，精神的支持者
■王蓉
这几天已经连续而又重复地和几批学生谈确定导师的事情，履行我的导师责任，使我也想起了自己的导师。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被上帝特别眷顾的人，在每个人生关口，总是遇到非常好的师友。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的老师，现在都变成了领导或同事，说多了不太好意思，因此只说我在美国读博士阶段的导师。
记得有一阵我处于头脑混乱期，因此总是有事没事约谈导师大卫（David）。说完了关于论文的正事，大卫还可以耐心听我说说其他，金凯瑞的新影片、日本侵华的历史，等等。记得有一次我兴高采烈地和大卫说，我正在上哲学系的《孟子》那门课，很喜欢，以为学教育经济学实在容不下我的庞大思维力量，因此计划搞教育经济学研究到35岁，然后去攻读哲学系的学位，开创我的下一个职业。
我现在已经到了35岁的这一边，《孟子》之类的书是早已忘掉了，但是对于下一个职业的憧憬还是常常有。前一阵一直计划去云南开客栈，和所里的年轻同事共同憧憬了几回，竟有一二共鸣者，使我虚荣心小有膨胀。最近几天晚上睡前的功课是读蔡澜的《食材字典》，读着读着就能香甜地睡着。又觉得，或者仿效蔡澜更加符合我的天赋。
我总是无端地以为，大卫可能还记得我研究哲学的崇高打算。有一次我把哲学课上的作业散文拿给他看，记得他拉开书桌正中的抽屉，平平展展放下去，说，这散文里有很多美丽花朵的种子，他要保存起来，看我什么时候能让它们开花。现在我心里还记得这些“花朵”的事情，然后又觉得自己很有些像我和学生描述我们的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一般，有强烈的“向下漂移”的倾向。
诺顿（Norton）是我的另一位导师。他和大卫在同一个时期分别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读经济学博士。有一次他们彼此争论学术问题，激烈得使我着了急。两人调转头来同时对我说，我俩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如此了！在博士学习第一年，诺顿教我们教育经济学的必修课。他布置了快有一尺厚的读本给学生，我上课前总也觉得完不成预习。上课时他的语速和思维飞快，伴随着在讲台上跳跃的步伐，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和脑袋总也赶不上。
快到学期终了，我到学校的UC数据中心申请做SAS程序员，但是人家说以往从来没有收过教育学院的学生，只收过统计系、经济系等那些提供复杂统计软件训练系科的学生，因此要求我必须立刻让导师写封推荐信来。我从校园这一边跑到那一边，硬着头皮进了诺顿的办公室，几分钟后拿着诺顿的信又跑回来。数据中心的负责老太太看完了就说，好的，你明天开始上班吧。然后又说，你想看看吗，你的老师都写了些什么？诺顿的信没有半页长，但是上来的话就是，“蓉是一个非凡的人，她总是可以完成寻常人所不能完成的”。我呆在当地半晌，然后就觉得，耳边仿佛有清新森林中的小鸟鸣唱，眼前仿佛有雨后的灿烂阳光照耀，笼罩在头上那么久的阴霾都消失了。
等我成了更加资深的学生，有次和诺顿开起玩笑，我说如果不是那封推荐信，我那时真是不知道你对我评价那么高呢。诺顿眼睛里满是诡异的笑容。
我从美国毕业后进了北大教书。这些年不可避免地成了别人的导师，心中常感惶恐。对于中国传统老话要求的“为人师表”，心中常不能认同。我以为自己是因为喜欢研究才进入了这个行当，而非欲“为人师表”。年纪大了，渐渐明白，看着他人很高，大多数的情况下不是因为自己矮小，而是先把自己匍匐在地上仰视的缘故。也渐渐明白，年龄不等同于智慧，经验也未必带来清晰。我因此以为，人应该警觉和抗拒任何他人替自己设计人生、被要求替他人设计人生的企图。这些“花朵”的种子，想来其实大概都是在北大读本科时得来的。那时半夜里宿舍的“卧谈”，所谓恰同学少年的挥斥方遒，最经常的是把老师作为贬损的对象。这可能就是北大精神最日常和操作性的体现。
有一位从事其他行业的朋友，忽然对教育发生了兴趣，屡次三番地希望和我交流对于中国教育的看法。我说自己很忙，没有闲情逸致和“票友”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几年过去了，不曾想他真的不惮从小事做起，四处去办学，然后还是很坚持地和我寻求交流，邮件上就写着“寻求精神的支持者……”
第一次看到这样用词的邮件，还是有些震动，也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导师。和导师相处数年，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是花在对于我的研究能力与素养的训练上，但是每次想起他们，总是上面这些边边角角之花絮首先浮现。他们可能给予我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的支持。他们看到我心中混沌，却告诉我，那是因为我心中有太多可以开花的种子；他们看到我做了一件平常学生不做的事情，就立刻上位地定义我为不寻常的人。这使我后来和现在，知道应该努力用相同的逻辑和理由看待自己。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可能就是导师的作用。
《中国教育报》2008年5月1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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