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泪水今又为谁流

    去福州前，我自以为比较理性，不会轻易被感动。然而，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这一次，我错了。

　　如此多残疾儿童第一次集中闯入我的世界；那些流血又流泪的残疾儿童父母，让我第一次有机会走近他们，去近距离感知危难中的人们，在泪水流过脸颊背后的那份无奈与脆弱。

　　陈莉是我遇到的第一位残疾儿童家长。她的数次自杀，似乎是在与命运抗争失败后，对生死存在的另一种诠释。众多的母亲说，她们的眼泪早已流干，对于孩子、她们自己以及家庭的未来，似乎始终永不可期。

　　灾难的不期而至，消弭了作为人的所有尊严。郭女士说，她们就像罪人，似乎正在被社会扫地出门。过去几年里，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制度的光圈尚未聚焦于这个群体时，试图用自己一生微薄的力量，以创建特殊儿童康复训练中心的方式，去换取这个群体的“光明”。但是，等待她们的，更多的则是漠视和冷淡，甚至体制的排斥。

　　离开福州的前一天晚上，整理完采访笔记，我闭上双眼，大脑里不断温习几天来这一群人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以及他们进入我视野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哀怨：天新特殊儿童康复中心那个走路都左摇右晃的脑瘫女孩，耷拉着脑袋，歪歪斜斜地似乎在向我挪近。她的影像就如一个醉汉，身前身后都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曲折小巷……

　　正如陈莉所说的那样：“人生最可怕的，莫过于看不到希望。”确实，在中国家庭逐渐走向独生时代的现实里，残疾儿童问题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紧迫。

　　生来残疾，原本是每个社会的一种十分正常、也是无法回避的自然现象。只是，这种机缘巧合的自然选择结果，给这些家庭带来巨大灾难。不过，众多残疾儿童毕竟还有一些康复的希望。与残疾的成年人不同，他们中有许多人的听力只是缺损，或发育迟缓，也有的自闭症孩子，程度比较轻微，在婴幼儿时期并非不可逆转。对于已经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家长而言，在相关政策缺位的背景下，自筹资金创办特殊学校，帮助孩子康复，也本是他们正常的愿望和无奈选择。而只要有这样的愿景和努力，这批可塑性很强的残疾儿童将来才不至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残疾人”。否则，那真将是未来中国社会的沉重负担。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在学龄前残疾儿童康复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的大背景下，家长们的这种自救通道或被体制，或被人为地屏蔽。这就好比剥夺了他们生的希望。而这种认识的扩散，将可能在这个群体乃至相关群体中萌生一种焦灼不安、消沉的不确定情绪。倘若如此，那将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这绝非危言耸听。采访中，不少残疾儿童家长对生活、工作以及未来，已经由最初激动地哭诉，开始转为平淡和茫然。甚至有人对于某些政策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

　　不可否认，现行教育序列中的特殊教育，确实对于保障残疾人的受教育权益功不可没。但是，像自闭症、脑瘫等这样新近发现的病症，并未涵盖其内。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特殊教育，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还有很大作为。同样，我们社会的政策调整空间也还很大。毕竟，许多问题还是刚刚出现，形成的时间不长。虽然这是个系统工程，还存在社会资金不足等许多现实难题，但是，“居安思危”远比“亡羊补牢”的成本要低得多。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社会要让这个群体看到希望，让他们获得作为人而存在的尊严感。瑞士的探索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在瑞士，为了让残疾人更好地生活，在停车场靠近出口和电梯的最好位置，永远有几个用黄线圈起、里面画有轮椅标志的残疾人乘坐车的预留停车位，即便车位爆满，也没人敢贸然占用这些位置；在电梯的控制板上，有盲文标志；超市设有残疾人专用收款台；城市的道路、建筑都达到无障碍标准，乘坐电动轮椅在城市景区兜风的残疾人随处可见。在那里，残疾人被给予了特别的照顾和尊重，生活得体面而有尊严。

　　可以说，福州四日于我，只是众多旅途中的一个短暂瞬间。但，对于那些仍在迷茫中寻找出路的残疾儿童家庭而言，也许长于四年，抑或更长。（本报记者柯进文/摄）

    《中国教育报》2008年5月1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