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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8月03日 |
作者：钱理群 |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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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观察，发出清醒批判的“恶声”
鲁迅的杂文集中偏于“叙事与抒情”，以及篇幅较长的融议论、叙事与抒情为一体的“随笔”，可以称为“夜记”，其中有好几篇是直接写到“夜”或以“灯”为题的，如《灯下漫笔》、《怎么写》、《夜颂》、《秋夜纪游》、《写于深夜里》等，“夜”的意象，具有三重意义——最表面的层面，是强调夜间写作。
萧红描述“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与鲁迅有过密切交往的增田涉则“好像感到这时的鲁迅是在月光里”、“在月亮一样明朗，但带着悲凉的光辉里，他注视着民族的未来”，让我们肃然，深思。
“夜”对鲁迅更意味着一种心境，一种生存状态，以及一种写作状态。“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四处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正是在深夜的寂静里，白日的喧嚣与浮躁逐渐消退，进入“孤思默想”的生命的沉潜状态，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面对外部的大千世界，就“想到一切”：“世界怎样”、“人类怎样”，“我”因此而获得了真正的博大与丰富：在“沉默”中，“我”
感到了“充实”。于是就产生了“想要写”的欲望与冲动，但却感到了“不能写，无从写”的困惑：不仅是外在环境的限制，也包括自身对写作意义的疑惑：“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里的空与实，无与有，言与不言，展现的是一个无限丰富却又充满困惑的灵魂。
1933年，鲁迅在《夜颂》中自我命名为：“爱夜的人”，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此话大有深意。鲁迅早就说过，“真的知识阶级”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也是永远的孤独者。鲁迅自己因为坚持永远的批判立场，就不得不一再孤身作战，选择远离社会中心，“孤独”地站在边缘位置(因此“有闲”)，仍然坚持“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态度(在有些人看来就是“怕光明者”)，做社会的冷静的观察者与清醒的批判者(那些“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就会认为这是“不能战斗者”)。这就是写作《夜记》的鲁迅的基本处境与言说立场。
鲁迅说，社会的冷静的观察者与清醒的批判者，必定是“爱夜的人”。这是因为：人唯有在黑夜里，才能直面真实。“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这是在要求着一种新的观察、思维与言说方式。
鲁迅曾说殷夫的诗是“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因此它“属于别一世界”。对鲁迅“夜记”里的散文，或许也当这样看。
不断自我质疑的演讲者
据曾经聆听过鲁迅演说的人们回忆，鲁迅演讲的场面是非常动人的。据鲁迅自己说，南方的青年比北方更热情，常常把他抬起来，抛上去，有时使他头昏目眩才罢手，“北方青年较为沉静，不过现在似乎也更为活泼了”。
鲁迅的演讲有时因为人太多，怕后面的青年听不见，“只能提高嗓音吼叫”，有时声音并不高，徐缓朴实的语句中，时时露出讽刺的光芒……这与鲁迅讲课的风格大体一致。他的学生回忆说，他上课时的神态，“看不出有什么奇特，既不威严也似乎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的”，“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鲁迅先生的苍白冷静的面孔上浮动这慈祥亲切的光辉，像是严冬的太阳”，他“认真地讲，往深处钻，往皮骨里拧……一点也不苟且的在那里剥皮抽筋，挖心取胆”，“他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吐字，是那么安详，是那么苍劲”，“那样锋利，那样坚韧”，“真有说不出的一种愉快”。
但鲁迅对公开演讲时所扮演的公众角色，是心怀警戒，或者说是不习惯、不自在，甚至是要竭力回避的。他几乎在每一次演讲的开头，都要反复地申说：“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的时间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未有天才之前》)；“我不会演讲，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关于知识阶级》)；“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我的演讲“没有什么可听”而且“无聊”(《无声的中国》)；“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托着没有来”(《革命时代的文学》)；“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读书杂谈》)，等等。这些话不是演讲者照例的谦辞，而显示了鲁迅演讲时内在的紧张感，揭示了鲁迅的内在矛盾。鲁迅当然知道也并不否认演讲的作用，特别是青年在听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热情，以及对思想和知识的渴望，他是感受到的，并且也会从中受到某种激励；但他更深知，或者说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公开演讲中的言说困境。
对这样的言说困境的正视，其实是鲁迅演说中相当核心的东西，与他的演说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他的正面表达，形成了一种张力。但由于都只点到即止，很容易被忽视，却是我们阅读时首先要注意的。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坦言承认：“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公开演讲就更是不能“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的，鲁迅曾这样告诫年青朋友：“和朋友谈心，不必留意”，“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因为“鬼魅多得很”，“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鲁迅作公开演讲显然是“穿甲上阵”的，并非处处坦率直言，但他仍然坚持“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其实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
鲁迅更警惕演讲可能存在的陷阱。他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视听众的“拍手”为“危险”，在演讲者与听众之间，鲁迅强烈地感觉到了“被看”与“看”的关系。被“众目睽睽”地“看”，这在鲁迅心理上不能不产生一种表演感，严肃的思想启迪、心灵交流变成“演戏”，“拍手”的热烈，不过是表示演得精彩，满足了听众的娱乐欲望，成了“明星”：这正是他最为恐惧，并且要竭力逃避的。
“拍手”的危险，还在于它容易使演讲者热昏头脑。从表面上看，在演说场中，是演讲者在引导听众，实际上听众的反应，特别是他们的“拍手”，也在影响、以至引导演讲者，如果演讲者被冲昏了头，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被听众的“拍手”所表达的群体意志所支配，不由自主地说听众希望、要求自己说的话。这样的热热闹闹与自我陶醉中话语自主权的丧失，在鲁迅看来，才是真正“危险”的。
鲁迅还要追问演讲者自我角色的认定。他明确告诉听众：我并不“要诸位都相信我的话”，理由简单而朴实：“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位？”
这样的自我质疑，是许多知识分子所缺少的，而正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一个基本特质。
鲁迅的演讲词，总是将自己思考的过程，自己的困惑，向听者袒露；同时强调仅是个人的意见，是可以而且应该质疑的：他要求听众和自己一起来思考与探索。听鲁迅演讲，或许比听胡适演说更为吃力，因为一切都不明确，要自己去想。这正是鲁迅演说的魅力所在：它逼迫你紧张地思索与不断地诘难演讲者和你自己，同时，又在其中享受着话语权的平等与思想自由的欢乐。
我们对鲁迅散文的阅读与欣赏，如果能归结于这样的享受，也是很美好的。
《中国教育报》2006年8月3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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