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

　　尽管易中天和于丹都很聪明地将自己的产品定义为“一家之言”，一己之“心得”，但大众还是难以分辨其中的暧昧。也正是这种暧昧，学者们才恰到好处地满足了大众既要娱乐、又要求知的心理需求，而满足大众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上的丰厚回报

学院派怎么替作家讲起了故事

　　前社会上关于“百家讲坛”的文化争论，虽然看上去有些有伤斯文，但从反面来看，却显示了大众对于人文知识的迫切需求。当然，大众并非对所有的人文知识照单全收：相对于理论化的知识形态，大众更偏爱故事化和娱乐化的知识表述。易中天和于丹的走红，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他们的传播方式和知识形态。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攻击学院派自命清高的理论化风格，人文学者要想做到六根清静、不为所动是很难的。在这种情景下，学院派是将孤芳自赏的知识生产进行下去，还是顺应“历史潮流”，将人文研究故事化和娱乐化？

　　在某种意义上，学术化和理论化几乎是同义词。理论化是学术研究的宿命。理论化意味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更为深入而系统的认知，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但事实上，人文知识在理论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异化”，其表征是理论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关联性。在所谓“科学化”的外表下，理论话语开始成为自足的世界，“概念游戏”脱离了它要解释的对象，成了一种“无底的游戏”。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曾经如此形容这种变化：今天的理论生产和符号统治下的物质生产一样，丧失了自己的确定性，开始围绕自身旋转，退向一种无法找到的现实。所有的理论都企图找到一种内在性或一种没有参照的流动性，所有的理论都在浮动，它们的意义仅在于相互示意。正如当年解构主义的口号“文本之外，空无一物”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当理论化发展到极致，就是“理论之外，空无一物”了。如今学院派的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如果读者不事先接受几年的专业训练，就无法明白那些依靠概念游戏而组织起来的文本。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对大众来说，过度理论化所带来的空洞和晦涩让人难以接受。因此，另外一种能够更加贴近大众的知识形态便呼之欲出了，这就是目前流行的故事化和娱乐化的知识形态。

　　故事化和娱乐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故事化是人类接受知识的最为容易的方式。在知识分工之前，人类的很多知识都是通过文学故事的方式来承载和传播的，比如中国的《史记》和西方的《荷马史诗》，以及大量的民间传说和史诗。随着知识的分化，故事被纳入了文学创作范畴，其娱乐性和虚构性得以发挥，而在知识传播方面的合法性却受到了限制。比如，金庸小说的读者就不会将杨过和小龙女的故事信以为真，这和读者对《史记》的接受心态不能相提并论。虽然，故事的讲述者变成了小说家或者电影导演，但其在知识传播方面的功能却并没有受到限制。正如多少人在金庸小说里学会了中国历史，在二月河的小说里了解了清朝历史，甚至在韩国电视剧《大长今》里认识了韩国的儒教文化。事实证明，文化大众在追求娱乐的同时，也不拒绝求知的快乐。而大众的这种心理使学院派知识分子从事大众文化生产成为可能。如今，学院派知识分子从作家们那里接过了讲故事的历史任务。

　　理论化和故事化，两种知识形态以及与之相符的知识生产模式，大雅和大俗，原本各不交涉，相安无事。可是在当前文化语境下，在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下，一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开始以学者的身份，加入大众文化产品生产，在人文知识的生产中加入故事元素。例如易中天教授“品三国”，钱文忠教授讲玄奘取经，在引经据典的同时，突出了历史讲述的故事性，绘声绘色、娓娓道来，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和对话的讲述细致入微，同时不乏跌宕起伏的剧情冲突。对于大众来说，这种讲述既满足了听故事的乐趣，也满足了求知的欲望。

　　传播者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播的效果。大学教授的身份使其知识生产行为“合法化”：人们愿意相信，打上了学院派标签的知识产品是科学和学术的保证。尽管易中天和于丹都很聪明地将自己的产品定义为“一家之言”，一己之“心得”，但大众还是难以分辨其中的暧昧。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暧昧性，学者们才恰到好处地满足了大众既要娱乐、又要求知的心理需求，而满足大众的直接后果就是学者们在经济上的丰厚回报。因此，这些学者既享有学院派的“清名”，又享有大众市场的金钱，可谓名利双收。

　　理论与故事，作何取舍？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我觉得，对于认真的人文学者来说，是继续沉醉在概念游戏里被大众抛弃，还是要投大众所好而加入故事生产的行列？这需要进行一番认真的选择。（作者　孟岗）

　　《中国教育报》2007年5月5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