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办教师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过得充实，总是觉得有奔头、有盼头，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用不完的精力。“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看来，靠的就是这么“一点精神”

我激情燃烧的民师岁月

岁月留痕。唐劲松 摄

雪中情。张锐 摄

　　■安徽省霍邱县左王中学 王培康

　　1975年至1987年，我当了12年的民办教师。

　　那时条件艰苦，破屋子，泥台子，6位老师挤在一张吃饭用的大方桌上办公，但它并未吓退我们。我们的收入微薄，每年一半拿全大队的固定补助工分，参加生产队统一分配；另一半每月领国家发给的13.5元的补助费。有一年遭水灾（居住沿淮行洪区），我不仅补助工分没拿上，而且全年只领了国家发给的104元的补助费。

　　这些事虽过去多年，但我仍旧认为，在北湖任教的12年是我的人生岁月中最“火红的年代”，其时我正当壮年（30至42岁），处于“激情燃烧的岁月”。

　　有一年秋天，正逢大旱，可处于沿淮地区的北湖却是个大丰收年。满滩的玉米棒大，黄豆粒饱，庄稼遇着了好年成。那时的北湖归公社的农场经营，干活大拨上，收割后的田里粮食抛撒得很多。我们几位民办教师商量了一下，就凭着靠近的优势，迅速带了近200名小学生，开到北湖拾起了“庄稼”。

　　当地说的“拾庄稼”，其实是捡抛撒在满庄稼地里的粮食。不仅有遗撒的散穗，还有整堆儿丢落在地里的。我们6位民办教师，每人领着30多个学生，拾的拾，运的运，干了整整两个下午。拾来的粮食堆成两个龙形大草垛。校长和我出面，求得农场的拖拉机帮助打场。场打到“交磙”（打好了），大伙叉掉了豆秸子，把豆荚渣子和豆粒往一块推，却见有小山样的两大堆！

　　农场的人在看笑话：“这么大的两堆毛场，看你们几个‘先生’用嘴吹吧？”他们嘲笑我们不会扬场。

　　谁料，我和校长每人操起一把木锨，各把一堆，甩开膀子扬了起来。那日，天公开眼，风儿挺大、挺顺。我俩前后腾挪，左右开弓。不怕汗水湿透衣衫，不顾豆毛子落在身上扎人，竟然干了两个小时。我俩硬是把两座“小山”扬了个干净。再看我俩---哪里还像个人，简直就是个浑身长满绿毛的大猩猩！原来看笑话的几个农场职工不无佩服地说：“真没想到这两个先生都是一把‘好木锨’呢！”

　　后来一过秤，我们共拾了5000多斤黄豆，平价卖给粮站得了1000余元的现款。这笔钱对于一所村级民办小学而言，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额财产。

　　初出茅庐，不知道书是怎么个教法。

　　第一堂课，我带的是三至五年级复式班的语文课。我原计划先给三年级上20分钟，再上五年级的课。孰料，我一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无法收拢。下课铃响了，我还余兴未尽。这堂课讲懵了两个班的学生，还让一旁听课老师连连摆手：“他这样怎么能教书？”

　　我就是不信这个邪！

　　后来，我挨排儿把全校老师的课都听了个遍。正好邻村一位蚌埠市重点小学的副校长在家休假，我便拜在他的门下，悉心讨教教学之法、育人之道。

　　那年头，我有的是精力，加上单纯而疯狂的追求，拼命读书不说，还整日里与学生摸爬滚打在一起，征求他们对教学的改进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不仅懂得了一些启发式、师生互动、心灵沟通的教育教学原理，还逐渐学会驾驭课堂，完成所担负的教学任务。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遇教育教学改革，学校抓“两基”、抓教改如火如荼。有一年小升初的全区考试时，在98所小学中，（含区社中心小学）我带的毕业班排名第一，升学率100%。当年区里召开表彰大会，我获得“升学考试第一名”奖、“先进教师”奖，成为全区唯一的“双奖”教师。当我夹着两张奖状，拎着两只热水瓶（奖品）返村时，真有点凯旋将军般的感受。

　　我读书不多，仅有初一的底子。担任民师以后，我迫切地想充电。1983年秋，合肥教育学院中文专业招收函授生，我抱病赴考，如愿以偿。自此，我集教书、种田、上学三任于一身。三年里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高师函授学习没耽误，本职工作也干得响当当的。任教班年年是文明班级，任教学科连年考试在全校名列前茅。我曾以一篇《优异的成绩赢得所在学校支持》的文章，赢得学友的一片赞扬。

　　1985年，我函授大学尚未毕业，在当地就是小有名气的自学成才样板、教学标兵，因此在村小教师要“达标”，普遍开展中师函授教育的时候，被区县教育领导“矮子里面拔将军”，推荐为中师函授辅导教师（按要求必须达到大学本科、高中教师资格）。于是我每周六完成本校的教学任务，星期天一大早还要骑上我的“老永久”自行车赶往25公里外的孟集镇给中师函授学员辅导。这一干就是六年，直到本地大多数的小学民办教师拿到中师函授毕业证。那时，我又发表了《从高函学员到中函教师》的“现身说法”的文章，在当地的学校传为佳话。

　　当民办教师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过得充实，总是觉得有奔头、有盼头，总是有使不完的劲、用不完的精力。“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看来，靠的就是这么“一点精神”。

　　《中国教育报》2008年1月2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