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

泛娱乐化是一种精神缩水

　　伴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伴随“后现代”思想日益成为国人的话语，史学界、出版界、电视媒体甚至他们影响下的青少年一代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历史文化名人泛娱乐化的倾向。他们挖掘古圣贤和历史文化名人的缺点、缺陷，追求“新、奇、怪”以获得惊人之语，不关注他们的历史贡献、思想遗产和高尚品格，反而关注他们的私生活，用现代的语境去解读古圣贤的生活，颠覆他们在大众心中的形象，推翻大众对他们的认同。似乎不将之娱乐化，就不足以吸引大众的目光，获得众人对自己的关注度；就不足以发泄心中颠覆性的快感；就不足以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彰显个性；就不足以赚取钱财维持生计。

　　于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被解读为是因为婚外情，而且他的“红颜知己”的定情信物帮助了治水成功；孔子被看作是“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诸葛亮被视为“工于心计、充满野心的‘中国最虚伪的男人’”；李白是个吃软饭、打群架、在黑社会里混的“古惑仔”；司马相如骗财、骗色、“包二奶”；关羽“好色”；李清照好赌、好酒、好色……这就是后现代颠覆下的古圣贤和历史文化名人！倘若他们在天有知，也会大为惊恐，无可奈何。凡此种种，都是用现代的语境来解读古人，用现代的种种语境去附会他们的生活，将他们妖魔化，完全颠覆了古圣贤和历史文化名人在我们心中的固有形象。

　　应当看到，此种行为完全是将古圣贤和历史文化名人娱乐化。既然是娱乐化，不排除人们借助这样一种恶搞来获得一种颠覆的快感，不排除人们将之视为谈资，以满足消遣和闲适的需要，消磨和打发时间。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待，似乎无伤大雅，甚至还可以休闲娱乐。人们的恶搞和妖魔化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在当下时代、在后现代语境下，人们对正统思想长期“板着面孔教训人”，对严肃、单一甚至单调文化生活的一种心理叛逆和调适。如果仅是这样，那么我们便可对此报以微微一笑。

　　但是，还有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正视，这样娱乐古圣贤和历史文化名人的做法虽然可以起到“养眼”、“养耳”的微效，但未必能够“养心”，我们在微微一笑之后，陷入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思考。恶搞、妖魔化、娱乐化古圣贤和历史文化名人，考量或挑战的是大众的心理认同和文化接受能力。它打破了古圣贤和历史文化名人在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伤害了人们对之的深厚文化情感，混淆了人们的历史文化常识，转移了人们对历史文化名人的关注点，一味迎合了部分人的猎奇心理和低级趣味，凸显了文化的休闲娱乐功效而消解了文化的底蕴与内涵。而这样的恶搞、妖魔化、娱乐化，完全无视“语境”（context）的存在，无视传统的时代特征，不尊重传统历史文化遗产。

　　以消解的名义，打着娱乐的旗号，随意个性发挥，哗众取宠，满足自己娱乐、颠覆之快感，却对公众极不负责，对青少年极不负责，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极不负责。泛娱乐化的倾向实质上是将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底蕴无限“缩水”，倘若这一进程向纵深发展，势必会消减公众心目中长期建立起来的历史认同和传统情感，会影响成长中的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古圣贤的情感，不利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

　　后现代的无限解构、去中心和边缘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能不顾及现代意义的存在，不能将意义也解构了，不能无视当下的时代精神，不能不尊重大众文化品位的提升。“祛魅”是可以的，试图“还原”的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还原”与“祛魅”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恶搞、妖魔化，应该在尊重时代精神、满足大众心理需求的前提下，本着对公众、对青少年的教育、对文化传承负责的态度，本着对古圣贤和历史文化名人敬畏与尊重的态度，担当起文化传递与精神传承的重任，完成人类文化的精神之旅。（刘胡权）

　　《中国教育报》2008年4月2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