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在恢复高考的30年间，我国大中专学校共录取了3600万人，高校录取率从1977年的4.7%提高到2006年的56.85%。中国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时代。

　　刘海峰：1977年两次参加高考后被录取，现就职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多数77级大学生只与高考结缘一次，我却将与高考结缘一世。只是1977年我的高考故事是参加高考的故事，后来的高考故事则是研究高考的故事。

　　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我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走进考场的。不过，我在这一年参加了两次高考，一次是1977年11月举行的艺术类高考，一次是12月举行的正式高考。

　　当时艺术类考试的文化科目是单独举行的。文化科目考试主要是写一篇作文，题目与画画有关。我的作文以鲁迅的一句诗“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为结尾，用在那篇与绘画有关的作文中十分贴切。

　　当时，福建省龙岩地区共有300多人参加了美术招考，而福建师大美术专业只招两个人。我的文化科目成绩第一，美术专业成绩进入前四名，但在四选二时，最终没被录取。于是，我马上开始迎接正式的高考。相信在77级大学生中，像我这样参加过两次高考而最终进入大学的人不会很多。

　　我的父母亲都是中文教师，觉得学文科太容易受政治运动冲击，掌握技术才有用，特别是母亲一直希望我能读理科，最好能学医。而我想读文科。起初，我按母亲的意见备考理化。但很长一段时期满脑子都是文学和艺术。最后我跟母亲说，报理科我不一定能考上，报文科则很可能考上，于是母亲只好让步，我转为备考史地，这时离报考只有五天。我填报名表的日期是1977年11月17日，距离高考时间12月16日正好一个月。

　　1977年，福建省招收文科的高校只有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每个考生可以填三个志愿，我的第一、第二志愿分别是福建师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门大学的汉语言文学。在当时，如果能考上福建师大，对我这样的“知青”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了，将厦门大学放在第三志愿，是不想让志愿栏第三格空着。

　　录取的大学比自己填报的第一志愿更理想，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那一年，我的高考成绩总分是302.1分，这成绩在1977年是相当高的，特别是在同龄人中更是很高的。也许是填了“服从分配”的缘故，结果我被不敢奢望的厦门大学录取。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好似鱼跃龙门。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同学们都明白，历史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机遇，因而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

　　本科毕业，我直接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1984年硕士毕业，我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继而又研究高考制度。

　　这些年来，我发表了40余篇研究高考的系列论文，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与取消或废止高考派学者作辩论，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应该坚持实行高考。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首席专家，我还带领一个团队在研究高考，将来我还会长期研究高考，可以说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恢复高考30年之际，作为一个与高考关系深厚的学者，我主编出版了有史以来第一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共8本。这套书由我自己的著作和历年指导通过答辩的高考研究博士论文为基础构成，是我这位77级大学生为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也许历史不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但会永远铭记1977年的高考。

　　《中国教育报》2007年12月26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