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哲学家冯友兰的弟子；

　　他，给学生上课不带任何书籍教案；

　　他，为学生开设课程和讲座，却不带一个研究生。

【人物简介】

　　涂又光：字君实，1927年生于河南光山塾师之家。10岁以前，从父为师，打下了中国文化的“童子功”。之后上洋学堂，放眼看世界文化。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师从冯友兰教授，学业是哲学为中心的文史哲合一之学。1993年以来，任职于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并担任北京大学环境中心兼职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学术顾问。

　　涂又光先生编纂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共14卷，并将冯友兰英文著作译为中文，其中《中国哲学简史》影响深远。著有《楚国哲学史》、《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文明本土化与大学》等，在哲学和教育学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

　　涂又光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教育、哲学等领域的根本问题的研究，身体力行，践行终身学习理念，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三阶段说”、“泡菜坛子理论”、“反刍说”等一系列具有理论原创性和现实针对性的观点。

　　此外，涂又光先生还是当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界专家学者推崇其书法“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一群年轻学生围坐在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身旁，听老先生侃侃而谈。这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常能见到的一幕。这位老先生就是华中科大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弟子涂又光。

　　摹写涂先生是一个至难的题目，理解涂先生的言、行、意不易，描摹他的精、气、神尤难——在华中科技大学几乎每一位师生心目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涂先生，或怒目金刚，或博学广识，或谦和如温玉，或慈爱一老翁……

　　透过涂又光先生追求学问、研究教育、投身教学的点点滴滴，透过涂先生予人的诸多形象，透过涂先生潜移默化的教授方式，我们看到了一个严谨、耿直、博学的大方之家。

求学问： 追寻生命的直接体验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阅览室里，最惹人瞩目的是里面一个发如银丝的老人，谦和而沉静，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就是涂又光先生。

　　虽然年逾八旬，但涂先生仍旧学习不辍。在周围众多人看来，他这样的一个学问家，即便不再汲取，也是无愧于“大方之家”这个称号的。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王春春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始旁听涂教授的课。他回顾历届的听课笔记，惊奇地发现，尽管是为不同学生开设同一门课程，涂先生也很少重复以前讲过的内容。虽然课程框架大体没变，但是内容却在不断更新。先生在讲课过程中依然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但是引用的论据却与从前有所不同。先生的每一次授课、每一个讲座都会给人新的启发，让人受益匪浅，这恰好印证了涂先生的一个讲课原则——尽量不重复以前讲过的内容，每次都会在讲课中增加新的内容。

　　先生的博学多识源自他“活到老，学到老”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无论寒暑，图书馆里总能看到先生挺拔的身影。在学生眼中，涂教授是“学达性天”的真实体现，即做学问达到一定的境界，思维就像天马行空一样任意奔驰，同时人的本性也会提升到一种境界。

　　谈及做学问，涂先生说：“我读了一辈子书，自己也一直在教书、写书，确实是像人们说的那样，为学问而学问。有人称它为安身立命的手段，我说是心有个地方寄托。”

　　提到学习的目的，他称学习无他目的，不为功名利禄，仅仅是为学问而学问。他十几岁在念初中时读《红楼梦》懂得了一个道理，即王熙凤是红楼梦里最风光的一个人物，可谓有权有钱，但王熙凤也是最痛苦的。先生由此明白，幸福不在有钱，也不在有权，而在于心灵有所寄托。他的寄托就是读书和治学。

　　回首几十年读书历程，涂先生说，真正的学问是动态的，他信奉“拜名师，读名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由此他人生路程始终有书为伴。无论是在革命岁月、在建设年代、在农村、在城市、在地方、在学校、在课堂、在书房、在猛烈风暴中、在悠静水面上，他都没有忘记孜孜不倦埋于案前，在读书治学路上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

　　涂又光说：“对我来说，不管什么政策，我干我自己的，因此就算文革，那么多大字报，没有一张说我工作不负责任，或者说我涂某人不能胜任的。”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朴素简单的目的使他得以历经各种境遇，坚持读书治学至今。

　　他认为，功利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作为一个思想层次的存在，仅仅让功利存在于思想里就行，不能成为人行为的指导思想。假如一个人的行为蕴含着更多的功利，那么收获就变质了。

　　同样是老师，有的人有后劲，有的人没有，其原因是什么？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涂老说，根本在于地下。“在我人生的三个阶段，有三个层面的老师：一个是父亲，一个是社会上的老师，一个是读书。我小时候读的是家塾，第一个老师是父亲。第二个是学校里的老师，代表是冯友兰。社会上的老师，代表是毛泽东。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我都认真读过。”他说。为学问而学问、坚持读书治学使他后劲十足。

作研究： 探求教育的直接本原

　　谈及知识教育，涂先生反复强调，知识教育可以使人为善，也可以使人为恶。一个人拥有了知识之后，做好事，可能比没有知识的人做得更好；反之，有了知识以后如果做坏事，比没有知识的人更坏。对于这一现象，人们鲜有从教育自身所蕴含的伦理本性和伦理精神来进行反思。因此，要想走出教育的困境，就必须关注教育的伦理本性，对教育自身进行哲学反思。

　　虽已81岁高龄，涂先生仍然坚持为学生开设课程和讲座，但他却不带一个研究生，用先生的话说，他无法找到一个能与其思想衔接的学生。“现在的学生，地下、第一、二、三层楼都没有，如何在四、五层楼表演？”他批评当下的教育说，“我们的教育没有本，是无本的教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本是道理的根，本在地下，像是树根，树干开花结果，看得见的统统都是末。没有本，花果叶还能繁荣吗？”

　　“研究高等教育不能光盯着大学，还有中学小学，教育研究要从根本进行。”涂先生一直对基础教育的捉襟见肘痛心疾首。他说，大学中所出现的问题，很多是应该在小学、中学解决的问题。小学、中学的问题都拖到了大学，而大学本身也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叠加起来，都要大学解决，怎么负担得了！

　　提到现在很多地方自发组织小孩学经典，涂又光认为这样很好，同时他也在质疑：我们有些教授到国外开办孔子学院，而我们自己呢？我们的本呢？

　　对于教育的本，涂先生说，中国教育最根本的基地在家庭。亲对子要慈，子对亲要孝。汉朝董仲舒提出了“孝弟力田”。“孝弟”是上层建筑，“力田”是经济基础。在当时，社会关系就是家和家以外的地方，见人要友好，弟就是兄弟之道，离开家就要按照兄弟之道与人交往，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原则。孔子所认为的教育要有本，本就是《论语》上的孝和弟。《论语》对孝弟也作了解释，入则孝，出则弟。

　　“而现在，我们把这些古训忘记得一干二净。”涂教授曾痛心疾首地说，“在中国办大学，如果忽略了中国人文文明的特色，就只能算是‘在中国的大学’，而不算是‘中国的大学’。”

　　在学术研究上，涂教授学有师承。作为清华学子和冯友兰的弟子，他继承和发扬了清华释古学派的传统，对经典的解释既严格尊重历史的真实，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即“在过去的经典著作和现代实践表述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既使经典焕发出新鲜的生命力，又使今人触摸到历史的文脉。他的著作《中国高等教育史论》实际上已突破“史论结合，有史有论，论从史出”的一般史论做法，实现了“文史哲结合，有历史、有体验、有论述，论述从历史和体验中来”的超越。

习书画：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涂又光先生好学深思，平生邃于“尽性至命之极”的经学。在哲学领域，博洽古今，融会东西，有中华气派。在书法方面，他的书学思想、见解亦极为精辟，且不乏千秋高议，这是与先生七十多年来的书学实践分不开的。先生有关书法的论述，是其教育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忽略先生的书学思想来谈论他的教育思想是不全面的。作为一个并没有以书法为生，但又是一位气贯古今的书家，涂又光先生的书作与书学思想确实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先生认为，书法体现着人的文学艺术修养与人文精神。书写者文史哲的水平直接影响到写字的好坏，而人文精神又是书写者造就灵魂的关键。

　　先生学识渊博，久历时事。他一生持身严谨，坚持学问正道的同时，也在追求书学的最高境界。先生之书法，线条灵动而能兼众妙，意境高雅而骨气沉稳，形体舒展而刚柔并用，韵律奔放而活泼飞动。所书之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结体方面，先生也颇具匠心，其书方圆刚柔，交相为用。笔画能随机应变，疏密大小，俯仰顾盼，庄重典雅，错综而寓于节奏变化，聚散而富于通体灵便，给人以笔画遒劲之感，既有自己的面目，又于前代书法大师的作品中有迹可寻。先生认为书法的关键，要在掌握笔性、纸性、墨性、水性。故其作书用墨用水恰到好处，令人百看不厌。这是先生“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的结果。

　　涂先生论治学唯以读书为要。他认为无论为学为书，都应“读万卷书”，如苏东坡所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若“于字内求字”，无异于徒费岁月；而于书法之外，读书万卷，厚积薄发，才能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层次上形成书法的品格。倘若只在书法上下功夫，而缺乏诗文、绘画、篆刻、乐律等方面的艺术修养，便难以达到高妙的境界。

　　先生还强调专与通的关系，他认为专是通的特殊，只有在通的基础上才有专，只有对各门学问融会贯通后才能专，没有通就不可能有专。通是基础，专是特殊，专与通的关系，就是哲学上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而且，专与通二者，不能颠倒，更不能混淆，先生认为书法也是如此，就书体而言，要博通诸体，方知变法。书家不能以独擅一体而不及其他，他指出一位书家不懂篆书、草书，就不能称之为书家。专攻一门，就以为是专，那是不懂学问，也就不懂中国的书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