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读懂中华文化

——访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庆本教授

　　日前，黑河市逸夫中学迎来了今年首批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第十四中学的学生。他们将在该校学习中国歌曲和民族舞蹈、绘画、书法等。邱齐龙　摄

　　题记

　　把中华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是当前的一个热点话题。传播什么？如何传播？怎样才有效？这都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前不久，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了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主要把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传播作为研究对象。这是我国首个将此类问题列为专业研究的研究单位。本报记者就其中的一些问题采访了该所所长李庆本教授。

　　记者：不久前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的成立大会上，您提出，该研究所将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作为主要的研究课题，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李庆本：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输入远远高于中华文化的输出，文化贸易的逆差现象也非常明显，我们都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近年来我们在国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使之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窗口，这项举措非常必要。而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发展，也会大大促进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当然孔子学院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要尽力促使它健康发展，而不是一味地去挑剔它。北京语言大学是我国唯一一所以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华文化世界传播为主要任务的高校。所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这个研究所是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思想文化史两个教研室、两个学科的基础上成立的一个实体研究所。之所以将这两个专业合并在一起，就是为了在汉语国际推广的背景下，推进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促进中外文化的友好交流。这也是我们学校人文学院适应时代要求、打破传统专业界限、整合人才资源和学科优势的一项重要举措。我校资深教授阎纯德先生担任研究所名誉所长，他长期致力于汉学研究，从1996年开始，他就主编《汉学研究》，迄今已经出版了8卷，另外他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我们研究所副所长钱婉约教授在日本汉学及中日文化学术关系的跨文化研究方面颇有造诣，著有《内藤湖南研究》、《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等学术著作。其他像许树安教授的《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郑万鹏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世界文学视野中》、黄新亚教授的《中世纪伊斯兰文明史》，沈建青教授的《尤金·奥尼尔女性形象研究》、陈戎女教授的《西美尔与现代性》都是在学界颇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我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中华文化世界传播这个课题。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中华文化世界传播与文化产业发展，两者有什么关系？文化传播不就是个公益性的事情吗？

　　李庆本：文化传播大体可以分为非产业性传播和产业性传播两种途径。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用的途径。比如美国，它的非产业性文化传播就是运用新闻、出版、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录像带以及互联网等手段，宣传美国的政策，向其他国家输出美国的价值观、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产业性传播方面，美国利用文化产业贸易渠道，大力开拓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像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等流行文化产品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每年都能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世界上75%的电视节目和60%的广播节目是由美国生产和制作的。美国电影生产总量只占世界电影的6%—7%，但美国电影在各国的放映时间却占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产业性的文化传播，一方面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将美国的道德、理念、文化、品牌传播到全世界，可谓一举两得。实践表明，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产业性传播在文化传播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英国首相布朗曾经说过，中国向英国出口各种商品收益的总和抵不上英国英语教学一项从中国所获得的收益。与非产业性传播相比，产业性传播接受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更大。所以在中华文化世界传播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重视文化产业所发挥的作用。

　　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旨在增强国际影响力，发展文化产业旨在增强国际竞争力。但影响力和竞争力两者是并行不悖的，都是文化软实力的主要内涵。只有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才能更有效地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只有竞争力强了，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将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与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说白了，文化产业其实可以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记者：近几年，我们好像已经在有意地向外国人宣传中华文化，但似乎经验还不足。是不是文化传播本身还有些规律需要进一步研究？

　　李庆本：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是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事业，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对于我们研究所来说，主要任务就是从学理方面去研究它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为什么传播、怎样传播和传播什么的问题。有人担心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恐慌，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向世界宣传中华文化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像这次发生在拉萨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国外媒体有许多歪曲的报道，大大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形象。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宣传我们自己？中华文化中有许多精华的价值理念，像“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完全可以作为人类的普遍价值。我觉得宣传，不能只依靠政府，民间的宣传、民间的传播渠道也非常重要。国外有一个专门的职业，叫议会游说者，就是向议会议员游说，说明自己的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针对西藏问题，美国议会和欧盟议会都通过了反华提案，对此我们当然要理直气壮地加以谴责和驳斥。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再细一点，做在前面，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是，有许多时候，单靠宣传是不够的。影视、动漫、音乐、戏曲等文化产品可以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你请人家来看免费电影，人家不见得愿意来看，但好的电影就是让他花钱买票他也会不请自来。我们中华文化有许多可以利用的资源，可以做成文化产品。美国人和日本人都在利用我们的这些资源，像《花木兰》、《西游记》等被他们拍成了动画片和电视剧，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收入，同时也大大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这就是文化产业的力量。作为中国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开发和利用好自己这份宝贵的文化资源？

　　记者：中华文化世界传播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有什么学理依据？它可以是一门学问吗？我们做的很多事都有点一厢情愿，难以被外国人接受；同时很多人担忧，我们辛辛苦苦传播出去的“中华文化”变了味。这些问题是不是这个课题的研究范围？

　　李庆本：说到学理依据，国外有跨文化传播学，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自己也有一门学问，我称之为“跨文化阐释学”。在这方面，学界许多朋友都有所关注。我们都熟悉这样一个故事，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参加日内瓦的五国外长会议。会后周总理邀请外国客人观看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但在如何向外国客人解说这部电影时出现了问题。工作人员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总理审阅，总理说这是对牛弹琴，最后他提议只要标以“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可以了。这段旧事我常常向我的朋友和学生提起，我把它看成是“跨文化阐释学”的一个成功例证。

　　学界的许多朋友担心，用外国文本来阐释中国文本会造成中国文化的走样和流失。我觉得大可不必有这种担心。特别是在向外国人讲授中国文化的时候，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如此。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们的学术前辈像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1896年，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指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我们怎么向外国留学生讲授《周易》、《春秋》？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留学生会更容易懂。而严复的这种理解，我丝毫看不出它对《周易》和《春秋》的伤害，反而会加深我们对这两部中国元典的理解，更有益于它们在世界的传播。

　　还有，我们怎么向外国留学生讲中国的仁、义、恕这样的文化核心价值？蔡元培在1919年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指出：“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之谓也。古者盖谓之恕。”“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蔡元培的这种以自由释义、以平等释恕、以博爱释仁，不见得非常确切，当然也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但这种方法无疑会使外国留学生易于接受。中国的这些元典之所以称之为元典，就在于它意义的深厚性。所以我们有两千多年的元典解释史，而不同时代的不同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理解和阐释。元典的生命就存在于“日日新”的理解和阐释当中。如果我们试图预设一个固定不变且唯一的答案来框住元典，就等于扼杀了她的生命力。德里达曾言：“拒绝翻译就是拒绝生命。”同样，拒绝解释也是拒绝生命。我们过去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解释看成是通达真实本体的一个途径，一种手段。但现代阐释学却认为，阐释本身就是本体。这种看法很值得我们研究。而所谓跨文化阐释，就是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本向另一种文本、从一种能指向另一种能指的转换；就是用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本、另一种能指来解释、补充或替换原来的文化、语言、文本和能指。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需要将词和意义分离，然后跨越意义进入另一种语言，进行重新组合。在这个过程中，意义肯定会发生变迁。问题是，任何词语都是与其他词语发生关联的时候才有意义，这就构成了意义的不可确定性，也为解释预留了空间。对意义的解释不仅由作者和文本决定，同时也由读者决定。所以意义的变迁是解释的内在机制，属于正常现象。解释当然有解释的范围，不能是无效的解释，也不能是过度解释。但这不能成为否定跨文化阐释的理由。我们只能在承认跨文化阐释的可能性、可行性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如何进行跨文化阐释的问题。是否可以跨文化阐释和跨文化阐释是否有效，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不能因无效的跨文化阐释就否认跨文化阐释本身。总之，我觉得在我们向世界传播和解释中华文化的时候，“跨文化阐释学”是一门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学问。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采用“取外来之观念与中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跨文化阐释法”，而钱钟书的《管锥篇》也属于跨文化阐释。我们还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所有这些成果都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释中国文化时可资借用的重要资源。（本报记者　张圣华）

　　链接：李庆本，男，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93年6月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马耳他大学设计与创意发展研究所特聘硕士生导师。曾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50余篇学术论文。主要著作有：《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美学》（专著，1999）、《王国维的读书与治学之路》（专著，1999）、《跨文化视野：转型期的文化与美学批判》（专著，2003）、《西方后现代雕塑经典》（合著，2005），《文化研究的用途》（译著，2007）、《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读本》、《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欧盟各国文化产业政策咨询报告》等。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

　　《中国教育报》2008年4月2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