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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
上帝死了，众神隐退，西方的没落，“人”消失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开始于西方人文知识分子一声声的哀号。尼采，这位集天才与疯子于一身的西方文化掘墓人，曾写下过这样一个包含着不祥意味的场景：疯子在大白天提着煤油灯，在集市中寻找上帝，他对着市场中的人们，口中念念有词，上帝死了，是你们杀了他！我们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才慢慢洞悉了他的预言，近100多年的历史正好做了它的注脚：科技的不断进步伴随着战争的连绵不绝，物质生活的提高却没有带来文明的进步，作为美德象征的诸神从人间隐去，上帝死了之后似乎就是“人”之死了……
与预言者的忧心忡忡相对的是世俗社会的浅薄乐观。差不多同时，德国科学家，西门子公司的创始人维纳·冯·西门子在柏林伦茨大马戏场举办了那个时代最令人激动的科学盛宴。他说道：“我的先生们，我们绝不会动摇下述信念：我们的研究和发明活动，将带领人类步入更高的文明阶段，使它进一步得到改善，并使那些理想的愿望转变为现实。突然到来的自然科学时代，将减轻人类活动的苦难、祛除痼疾，提高生活享受水平，使他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更满意他们的命运。”
当人类的智力极限在电脑的帮助下不断得到突破，我们能更迅速地作出“是”或者“不是”的事实判断。但是，作为人，我们心灵的力量却在不断萎缩，我们对价值判断变得一无所知：哪些是好的，或者是美的，以及哪些不仅是“能够”做的，而且是“应该”做的。人类只把事实层面的东西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只要是更智能，更精确的，就一定是更好的---但是果真如此吗？
闹得沸沸扬扬的克隆技术、食品转基因问题，不正折射出科学研究中伦理价值失范的问题吗？在科学保持着人文价值维度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是能不能做，而是该不该做。但现在，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狭隘到了这样的程度：一切未能解决的问题仅被看成是一个科技发达与否的问题，完全忘掉了科学需要秉持的人文价值和伦理限度，于是总有一天科技能够发达到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并且彻底将“人”这个词语赶出历史……
正是在这样的尴尬和忧虑中，我们遇到了乔治·萨顿，一位反复呼吁在科学中发现人文价值和生命美感的“老学究”，他同时也是一位拥有魔术般力量将美与科学结合起来思考的诗人。
综观《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全书，萨顿的主张在这个“奔腾”的年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比如他呼唤人类不仅要向前看，还要不断地往后看---向古人借智慧：“的确，我们的生命必须是有用的，但也必须是美好的，而且为了走向未来，我们需要全部过去高贵的东西。”
对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弊病，萨顿更是一针见血：“我们不能只是通过科学的物质成就来理解科学，却不去思考科学的精神，既看不到它内在的美，也看不到它不断地从自然的内部提取出来的美。……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理解科学的生命，就像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和宗教的生命一样。”
我想在那一刻，他的心中应该会浮现出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名字：达·芬奇，专心于对人体科学和解剖的研究，成就了他在绘画世界中对永恒美的寻求；帕斯卡尔，对于人文学者而言他是伟大的《思想录》的作者，对于科学研究者而言，他是几何学上的帕斯卡尔六边形定理、物理学上帕斯卡尔定理的创立人，是水银气压计的发明者---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同一个人的伟大创举，是人文与科学交融的产物……
半个多世纪之后，萨顿终于来到了中国---在一片技术乐观主义的喧嚣之中，他的到来和他的主张既可能是“久旱逢甘霖”，也可能是不合时宜。也许他的命运就像他的姗姗来迟一样，还未惊起一丝波澜就已经归于沉寂。但是只要这位可爱的科学史家那充满诗意的呼唤还在我们的耳边幽幽响起，我们就要大声地将它告诉给世界：不要忘记科学的价值和伦理追求，不要忽视人类自身心灵的力量，千万不要让“人”从历史中消失！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美］乔治·萨顿著，陈恒六、刘兵、仲维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教育报》2007年9月13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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