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贺岁大片、商业出版、学者在电视论坛节目中煽情演讲等各种文化现象令人眼花缭乱。它们正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框架，也正在促进新学科的发生与交融——

文化研究学科意欲何为

　　■张飞龙　李东芳

　　英国安吉拉·麦克罗比教授的著作《文化研究的用途》一书的中译本近日在我国出版(伦敦：圣哲出版社，2004年;李庆本译，北大出版社，2007年)。该著作因其对文化研究相关问题独到的阐释，获得了广泛好评。

　　对当代文化研究现存问题的积极回应

　　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世界文化日趋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研究表现出了强大的渗透力和活力。毋庸置疑，当诸如脱口秀、超级真人秀的商业运作，贺岁大片与传统习俗文化的合谋，商业出版打着文化的旗帜大行其道，学术权威摇身变为学术明星等文化现象冲击着传统的文化学术圈的时候，以捍卫知识分子良心的名义而对这些文化现象大肆指责、诋毁和谩骂，并不是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仔细研究这些文化现象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精英文化观念不是被边缘化了，而是正在发生裂变，裂变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资本并且以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汇入现在的文化大潮，或者支配着当今的文化潮流，或者与之共谋，从而构成了当今独特的文化景观。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文化研究应运而生。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不但一直是欧美学界而且也是中国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而且它的影响也一直在不断扩大，不仅仅是校园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和教授的专利，也同时成为了研究生、乃至本科生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其影响力的上升态势仍未减缓，而且还有扩大的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在当前社会科学面临多学科交叉，面临更多当代热点问题的情况下，传统的体悟式的社会科学研究已无法对上述文化现象进行有效的解释。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包容性以及实证性，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的活力;文化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可操作性以及对当下热点问题的关注也使得它很快为学界所接受。

　　学科交叉既是文化研究的特点，同时也给此学科带来了许多问题。多学科交叉的难处在于，如何把几种学科理论融汇在一起，使之不至于艰涩难懂，也不至于牵强附会。目前的文化研究就像一个“大缸”，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文化研究理论源流庞杂，让人感到无所适从，对于刚刚入门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文化研究的用途》一书对当代权威的文化研究理论进行了梳理、论证，指出了各种理论的适用范围及其局限。作者还对文化研究的目标进行了重新说明，指出：“本书中，我的主要话题是当代文化理论以及它在扩大我们对日常社会、文化、政治实践广泛理解方面的用途。”这无疑也是文化研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以关键词为中心的阐述优势

　　目前的文化研究理论著作，似乎可用多如牛毛来形容。许多著作对当前的文化研究的趋势和走向的介绍比较简要，读后让人觉得似懂非懂。《文化研究的用途》一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以关键词为中心，分别对斯图亚特·霍尔、吉洛伊、朱迪斯·巴特勒、霍米·巴巴、布尔迪厄、詹姆逊等当代权威理论家的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解读。这种解读以对这些理论家的作品分析和深入研究为基础，不是导读之类的浮泛介绍。这就避免了蜻蜓点水般的肤浅感。麦克罗比运用关键词的方式阐述了这几位理论家的理论特色：霍尔的理论是对当今电视传播的概括和总结;吉洛伊的理论是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解释;巴特勒则对后女性主义批评作出了贡献;霍米巴巴是后殖民理论之“分裂话语”

　　的构建者;布尔迪厄的理论则重新整合了“身份研究”、“趣味”以及“文化资本”等话语，并把它们纳入到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语境下进行探讨;詹姆逊的文化理论不仅仅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分析，更是对乌托邦理论的建构。这六位理论家正好代表了当今文化研究的六个重要领域。

　　本书的作者认为，作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题，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需要放到文化研究的视阈下进行重点审视。我们不难从这部著作中发现，麦克罗比始终站在社会、时代发展的现实根基之上，描述了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文化的能动性，力争让读者，特别是从事文化研究的研究生在女性话语和女性主义、民族-种族、殖民话语、消费文化等学术背景中了解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这样就点明了文化在后工业社会中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在学术对话中，对文化及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解码和编码的可能性。

　　此后，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作者认为，电视传媒、种族—民族话语、女性与女性主义、殖民话语以及消费文化中都蕴藏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而无论文化的位置如何重要，其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不会改变。学术对话不会改变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却可以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目前年轻一代普遍忽略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在本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方法和研究方法却显得格外重要，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或许是这部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发。

　　《文化研究的用途》对当代文化理论的阐释既系统又简洁，对于学生而言，它是了解文化研究学科的极好的入门教材。

　　学术著作的翻译原则

　　本书的中文译本文字通畅，没有一般学术译著的艰涩难读，这是因为李庆本先生在此书的翻译中坚持了以下两个原则：其一是“顺古不译”原则。这是玄奘法师确立下来的重要翻译原则，已被翻译家运用在历朝历代的文本翻译过程之中。在先前的译著中出现过并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同的术语，比如“认知测绘”、“区隔”等，本书的译者沿用了这些词通用的译法，不再重新翻译，虽然也存在其他的译法。其二是“文化翻译”原则。所谓的文化翻译，是指对在词典意义上无法一一对应的词或术语，进行文化上的翻译，以符合汉语的阅读习惯。比如“SnoopDoggyDogg”，本来是英语中一种儿童语言的表达方式，为了符合汉语中儿童语言的习惯，译者有意译成“史奴比狗狗”，这种译文既强化了目标语言中的文化、情感认同，又使读者阅读起来不至于感到隔膜。

　　本书涉及的内容非常繁杂，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译者需要熟悉书中所提到的每一位理论家的著作，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来进行翻译。为此，译者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以前翻译中所出现的一些译法，比如“表演、操演”(performative)，译者认为这并不符合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所以此书中译者把它译为“述行性”，这样就能更准确地表达原作者真实意图。这种精益求精的翻译态度保证了此书的可读性和翻译质量。

　　《中国教育报》2008年1月2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