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需要包容与尊重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马执琐

　　当奥运火炬在巴黎、伦敦等地的传递活动受到了“藏独”分子和少数西方政客干扰的时候，当某些西方媒体不顾事实真相歪曲报道在西藏发生的骚乱事件的时候，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在一起，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他们对于自己祖国尊严的维护，对于少数人诋毁中华民族形象的强烈不满。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华夏儿女的普遍赞誉。但是，理性的爱国热情决不能被狂热的种族主义所左右，爱国主义精神决不能被极端的民族主义所扭曲。

　　一般说来，爱国主义就是对于国家主权、利益和文化的维护，就是在思想上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情感上对于每个人世代生活其中的土地和文化的依恋。具体说，爱国主义可以从政治和文化的两个不同意义上来理解。从政治上来说，现代国家大都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国家，而很少有单一民族的国家。因此，从政治意义上来说，爱国就是对于多民族国家的热爱，就是公民对于国家成员身份的认同，就是公民对于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维护。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国主义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决不是用民族身份来否认国家成员身份。恰恰相反，这种爱国主义意味着对于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的承认和包容。当然，爱国主义也有文化上的内容，这就是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对于自己传统生活方式的热爱和留恋。在这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宗教信仰，会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某些人可能会固执于自己民族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而从心理上否定乃至敌视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于是，这种文化上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就很容易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常常用暴力和恐怖来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可怕敌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会否认国家，破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可以说，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是与爱国主义严重冲突的，是不符合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精神的。

　　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的自由。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们不能自觉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当某些偶然因素冲击着我们的正常生活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理性地反思自己的这种民族主义。如果爱国热情转化为一种又一种的抵制，甚至当它转化为民族对抗和国家矛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我们的爱国热情是不是也有转化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现代文明社会所提倡的文化上的爱国主义是有包容精神的爱国主义，是理性和慎思的爱国主义，是学会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的爱国主义。那些“卡弗莱”们离开文明大道，恶言污蔑中华民族、污蔑我们的国家，这是他们在现丑。

　　爱国主义不是要制造对抗，而是要赢得尊重，就是要用自己的文明，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伟大和高尚来赢得全世界的尊重。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文明行动，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来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外国人，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在当前，这就是要用我们的文明行动来迎接奥运，办好奥运。

　　爱国主义不是要制造仇恨，而是要学会包容。仇恨只能导致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敌视，只能留下心中的抗拒，只会毁灭国家，导致民族分裂。而包容就是要兼收并蓄，壮大自己。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个国家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利益共同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相互生产”。制造仇恨就是要把自己自绝于全球化的范围之外，失去全球交往的机会和能力。包容就是要在全球的交往中不断地发展自己，并且在这种发展中获得世界各国的尊重。

　　极端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的怪胎，这是因为，它不是要学会包容和尊重，而是要制造对抗和仇恨。它把每一种文化上的差别都放大为对抗，把每一种误解都理解为仇视，把每一种无知都理解为蔑视。当然，在国际交往和民族交往中也会出现一些仇视、对抗和蔑视，但是对待仇视、对抗和蔑视，极端的民族主义不是用宣传、对话或者法律的手段来处理，而是用过激言论、过激行动乃至暴力来对待这种对抗。这完全背离了现代文明社会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只能破坏民族团结，破坏正常的国家交往，破坏社会安定的局面。

　　极端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的怪胎，这是因为，它要在对“敌人”的恐惧中凝聚力量。极端的民族主义总是要找到自己的“敌人”，并且不断地告诉它的同胞，这些“敌人”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存，抢走了我的饭碗，如果任由这些“敌人”发展，那么自己就会受到“威胁”。它要在同胞中制造恐惧，并通过这种恐惧来发展极端的民族主义感情。“中国威胁论”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物。“卡弗莱”们的谩骂无非就是要宣泄这种恐惧心理。中华民族在国际交往中不需要惧怕任何人，而是要用自己的自信和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国家。

　　在国际上，我们总是会碰到这样和那样的“卡弗莱”，我们不需要恐惧，也不需要谩骂，而是要文明地、有理有节地表达我们的不满，同时我们更要在国际交往中，学会利用各种国际资源发展我们自己的国家。一个文明、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必定会赢得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相反毫无节制的漫骂、攻击或者抵制，只会使我们失去世界人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