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长征路上无摇滚

——读《与孩子的天性合作》有感

　　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带着一批志愿者重走长征路。长征好像成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情结，长征带给他们理想的追寻，苦难的坚守，意志的挑战，成功的喜悦。

　　最近看了《跟孩子的天性合作》，我好像是跟着作者卢安克进行了一次没有摇滚的新长征。

　　这个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赌博、不恋爱的德国人，不但让广西农民不理解，好像也不受执教学校同行们欢迎。因为他所教的班级成绩常常不是很好，所教过的学生也变得个性鲜明。在讲究“教学有效性”的中国，无论是教育部门的领导，还是期盼升学的学生家长都不会欢迎这样的实验，因此，他只有到最穷的地方，找最没有希望的孩子，去实现他的“素质教育梦”。

　　卢安克的教育故事让我想起另一个中国青年——南京行知小学杨瑞清的教育之路。他从晓庄师范毕业后，想重走行知路，也选择了到贫穷的乡村任教。杨瑞清了解中国国情，知道中国特色，所以能顺势而为。

　　行知小学的变化也正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实验倾注了杨瑞清及学校教师们的心血，也得到了行政部门超乎寻常的关心、支持和扶助。与此相比，德国青年卢安克的行为、动机让许多中国人费解，他们只能把他当作“洋雷锋”去理解，认为他有着高尚的品德。但细读他的作品，特别是从中了解了他的性格发展史，你一定会说，性格决定命运！

　　学生时代的卢安克是柔弱、内向的，在学校里打不还手，善于忍受，经常生病，喜欢体验悲伤。幼年的经历，为他今后生活的选择作了铺垫。长大后，他经常从事社会志愿活动。在中国，他执意寻求最贫穷的农村去生活、去开展教育，他不要工作报酬，穿得和农民一样邋遢，和农民一起打谷，甚至和水泥厂的看门人同睡一床。他忍受中国人爱热闹带来的烦噪，忍受身体的不适（他得过肝炎），忍受学生的捉弄，忍受诚实带来的责罚，忍受别人的误解，忍受不同文化带来的冲突。他之所以能在贫苦的农村进行教育实验，是和他的童年经历分不开的。虽然他不是学教育的，但他那转行当小学教师的父亲，一定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

　　他的受教育经历也影响了他在中国进行的教育实验。

　　小时候，别人眼里的卢安克不现实、没有意志、太虚弱，而且不懂得生活、白天做梦太多……在学校里，由于他外语不行，中考也不理想，但他却因为喜欢中国，能把汉语说得很溜；读大学时成为系里第一个通过毕业设计的学生；他小时候骨折过三次，不好运动，但在工作后，却爱上了帆船运动，还参加了国际比赛，差点赢了世界冠军；读大学时，他根据帆船比赛对于风流动的感觉和了解，没有画图，更没有计算或写什么东西，却和同学一起把自己设计的飞机生产出来了。

　　种种经历让他认定教育要与人的天性合作。

　　因此，他的教育实验除了智力的教育外，还强调人的躯体、感情、意志和精神都要进入教育体系；要求基础教育让艺术、体育和高级手工进入和支持理论课；他不提倡学生用课本而是要求他们写课本。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任FedericoMayor的话说就是：“把每一个儿童当作独立的个人来看待，在相互依赖中建立关系并且允许孩子们去发现、发挥，并正确地加强孩子们的能力和潜能。”这种教育，将使孩子身、心、意三方面都得到发展，使他们成为毅力、感情与思想三重健全的人才。

　　当然，按照自己天性发展成长的卢安克，在德国已不是一帆风顺，现在他要把这些带到传统教育壁垒森严的中国，特别是闭塞的农村，可以想见他理想主义的教育长征路注定是艰苦卓绝的。好在他天生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忍耐和坚守，挫折、困难是他早就预见了的，面对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卢安克会像唐·吉诃德一样挺起长矛，迎上前去。哪怕劳而无功，这位对生活充满激情的西西弗斯，也能在孤独、荒诞、绝望的生命中发现意义。清贫、烦恼、误解……给这位熟知普鲁米修斯的殉道者带来的只会是苦痛中酝酿出的神圣感。

　　卢安克的长征路上不会有摇滚的宣泄、愤怒、指责、抱怨，更多的倒是田园牧歌式的美丽，以及这背后的残酷与温情。在理想缺失，充满喧嚣的今天，读这样的书是可以让人清凉的。（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副校长　范里）

　　《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6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