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5年中国报告了第一例艾滋病人，中国人仍然视艾滋病为梦一般遥远的东西。没想到仅仅20年，这个从爱中滋生出来的毛病，很快越过一个人，追上了百万人的脚步。预防艾滋病，眼下已经发展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之一。预防的对象，从妓女、嫖客开始，目前已逐渐扩大为吸毒者、农民工、公务员、大学生。现在，有些地方已决定从娃娃抓起。“北京市率先推出中小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读本，婚前禁欲、拒绝网恋、正确使用安全套等内容被写入这份防艾教材”（《北京晨报》１２月１９日）的新闻，就是最新一例。>>>北京市在中学推出“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读本”

北京市此举，只不过是率先响应此前国家教育部有关“将预防艾滋病课程作为中学生必修课”的号召，并没有多大的创新精神。而在实际行动方面，“东莞市教中学生使用安全套，学习防艾知识”（《信息时报》９月１９日），比北京市抢先了三个月；“广州市举办中学生预防艾滋病系列活动总结暨知识竞赛”（《羊城晚报》１２月１６日），则比北京市领先了三天。各地集中火力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健康保护，看上去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但同时也显现出我国防艾工作漏洞百出。

婚前禁欲、拒绝网恋这两项教育内容，毫无疑问是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方式，就像说拒绝进食就不会感染流行病一样。但是，婚前禁欲、拒绝网恋，两者与预防艾滋病本无必然联系，同时，禁欲会不会像不给饭吃那样有违人性，目前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我想，赞赏者的观点无非是，婚前性行为存在性道德与性病方面的风险，还是不试为好；鄙视者则认为，就像衣服试穿一样，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对方是否自己所喜欢的人？性学方面的理论家也喋喋不休地说，禁欲主义才是真正的违反道德。

假设老师们有关禁欲的教育是卓有成效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当这些孩子们长大，会在异性知己面前，因害怕感染性病而对性行为诚惶诚恐；会极力压制自己的冲动，在异性面前表现为“正人君子”的情形。显然，这种情形与世界性学会《性权宣言》所倡导的“性的权利乃普世人权，以全人类固有之自由、尊严与平等为基础”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肯定地说，以禁欲预防性病，是一种丢西瓜捡芝麻的举动。

预防性病，使用安全套被认为是一种次优选择。但是只要稍加留意便知，禁欲与学习使用安全套，两种完全相反的行为不可同时为真。也就是说，两者无法同时进入教材用以培训孩子，但北京市目前编写的中小学生防艾教材却可以。

当老师们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乳臭未干的孩子们，大讲安全套的用法，以及安全套在性行为中能够发挥卓越的防艾功能时，人们可能无法想象，大人们究竟是在宣扬禁欲，还是在鼓励婚前性行为。

尽管人们深知，当前性行为的发生，正在呈现低龄化的倾向，同时还可以列举一大堆的调查数据来证实，例如：“调查显示我国只有两成中学生排斥过早性行为”（《新京报》8月3日），但我们难保学生们在学习使用安全套时不会像学习物理一样，经过实验来验证与巩固课堂知识。假如学生们个个都很聪明好学，那么老师们所宣讲的禁欲与防艾将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担忧归担忧，现实已经证明，防艾从娃娃抓起确实成了当务之急，“青少年性观念越来越开放了，与其回避不如直接面对”是时下普遍的认识。但笔者认为，防艾不能总是停留在“抢险救灾”的水平上。目前，培训小姐、培训孩子，其行为的实质，都是一种抢险。抢险越频繁，越证明防艾工程有欠牢固。就像面对洪水逼迫之下的豆腐渣工程，只有通过不断地加固，才能保证工程的暂时性安全。

在我看来，对孩子们的防艾培训，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孩子们性行为的低龄化倾向，大人们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如果大人们能够给孩子们一个干净的土壤，以避免对他们耳濡目染；如果大人们的教育在先，而不是预防在后；如果执法者在处理卖淫嫖娼问题上态度鲜明，不搞多重标准……如果我们早在1985年开始，就着手建设一个牢固的防艾工程，那么后来诸多抢险式的防治行动或可避免。

亡羊补牢，现在还不晚！

原载《信息时报》

防艾读本：让性知识在阳光下关怀新生代

　　这种性知识教育方面的“驼鸟政策”无疑是有害的，对性知识的不教育与漠视，反而造成孩子们对性的好奇，这种好奇一方面使他们通过网络或互相口头传播，获得了并不健康与正确的性知识及性观念。另一方面，自然本能使他们产生非理性的冲动，有时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性罪错。[全文]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