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进入三审的《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草案)》对社会人员和在校学生作弊处罚进行修订，学生无论雇枪手或是当枪手，均将受到严处，最高可罚款5000元。(《重庆商报》5月16日)

　　在我国，“考试”于人的一生有着决定性意义。诸如“范进”一类深受科举考试毒害的古人就不说了，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考试”一路身价倍增：校园里，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因其最具操作性，而成为教育界倚重的利器；企事业员工某项技能知识过关，要考；晋级职称，要考；“双基”、“普法”“工商税务知识”——那怕常常体现为照抄现成答案全员作书法练习也要借用“考试”这一名目；就业时，更是舍此无他途。“考试”，因为把持着入学就业安身立命的唯一通道而恃强傲人。

　　当考试遭遇作弊——这也是对应试教育的反讽。当一考定获证、一考定过关、乃至一考定终生时，应考者对一些不想考而不得不考的项目，就有了痛苦与反感，当这样的痛苦与反感成为普遍情绪，作弊，也就成了受人同情甚至赞赏的行为，对其谴责也就没有了民意基础与道德底气。而不作弊者或为死读书之呆板书生，或为应试模式下的考试机器，并不受到同龄人群的热捧。

　　于应考者，笔者认为，作弊，永远都是投机造假的恶劣行径。对以真才实学铭身处世的原则坚守、对考试权威性一定程度的敬畏，应当成为我们慎独修养的一部分。若诚信失守，“考试不作弊来年当学弟，宁可没人格不可不及格”，自以为用作弊抗拒了对于选拔人才渠道的唯一性，其实在不经意间亵渎了精神标杆的意义，实在是本末倒置。曾国藩家训有云“惟天下至诚能胜天下至伪”，此话或许能多少解读“不作弊”对于人格修炼的意义。

　　不过，考试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对设考者，笔者认为，我们的教育目标需要纠偏——是仅仅追求好的成绩？还是同时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心理和全面发展的创造能力与个性？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作弊重罚5000元的规定，虽于强化考试的公平公正有利，但也只是治标一策。在教育商业化的洪流中，教育的急功近利的短视显而易见，岁月往往成为最公正的裁判，在时间的路口等着一个个受畸形考试戗害的“优等生”们相继碰壁，分数状元在现实生活中频频体现的高分低能，反衬了教育标的的苍白无力，也为考试亮出了黄牌警告——有多少考试应该废止？有多少教材需要更改？有多少选才渠道可以尝试？有多少人生原则不容亵渎？

　　原载《时代信报》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