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弄一个什么国教，不管是儒教还是佛教，一定比没信仰还糟糕。因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是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宪法尚允许公民有信仰自由，你凭什么逼别人去信奉儒教？

着汉服，行酒礼。一本正经的复兴儒教背后是招摇过市的文化体虚

　　每到新年的前后，也正是某些人“弘扬传统文化”情绪最热烈的时候。有报道说，重庆在平安夜举行超10万人的狂欢活动。紧接着，又有消息称，西南大学华夏社的20多名同学身着汉服，在孔子像前表演了一场复兴传统文化的“酒礼”仪式，随后，还齐声朗诵了《关雎》、《鹿鸣》等《诗经》中的名篇。

　　他们选择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夕举办这样的活动，目的是继承和传承民族文化，与“洋节”进行PK。（《重庆晚报》12月24日）

　　所谓“PK”，大致是因为不服气而一比高下的意思。为什么单单选择这么个“洋词”不得而知，联想到去年圣诞节前，“十博士”穿着西服倡议抵制圣诞节、拒绝西方文化侵蚀的情景，不免觉得有点滑稽。不过，我相信有人这样做并不是无的放矢，从近年来的国学热，到《论语心得》、《品三国》的走红，再到传统节日的法定化，其中肯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恰如政协委员李汉秋所言，这是中国文化自尊、自觉的表现。

　　大概源于这样的认同感，近年来以信奉国学、提倡传统节日的名义抵制圣诞节便成了一种高尚的理由。谓之“高尚”，是人们往往把这样的行为拔高到爱国的层面解读，即使他们穿着西装满口“OK”、“PK”也能自诩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有意思的是，人们一方面是对“洋节”不分优劣横加拒斥，一方面却对国外的科技产品、社会文化等刮目相看。与此同时，树立传统文化的偶像也越来越成了时尚，几乎与国学沾边的人都成了一面旗帜。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人就不用说了，甚至连钱钟书、季羡林都被奉为了“国学大师”。

　　研究国学就是爱国，这是当代中国的特有逻辑。这个逻辑的支撑点是在传统文化逐渐处于边缘化的时候，人们寄予了这些人更多的期许。就像把“国学大师”的帽子扣在季羡林头上，无非是希望季羡林先生扛起传统文化的大旗，以证明中国文化有足够的力量与西方文化抗衡。我不知道一辈子研究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季羡林是如何成为“国学大师”的，即便如其所言国学应该是“大国学”，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杰出的人物，有几个敢称泰斗？为什么不是司马迁、朱熹、柳亚子，偏偏是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的季羡林呢？

　　这样怀疑季羡林的国学水平也许会遭人拍板砖，因为时下老先生的人气正盛，虽然他请辞了“国宝”、“泰斗”等称号，在许多人心里仍然是神圣不可诋毁。好在本文的题旨不是讨论季羡林的国学成就，即使他要求奥运抬孔，说白话文是祸非福，说现代诗是失败，明里暗里透出对封建文化的向往，我也不至于像王朔那样骂之为“老贼”。骂人不值得尊敬，何况是对待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但倚老卖老信口雌黄也同样不值得尊敬。而当这些不值得人尊敬的思维被提升为权威理论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尴尬就可想而知了。

　　毫无疑问，季羡林是中国学术界的顶尖学者，厚厚24卷学术著作奠定了他的声望。2006年被央视评为“感动中国”的人物，紧接着，媒体上关于他的各类消息接连不断，书店里关于季羡林的书籍层出不穷，“季羡林热”伴随着“洋节热”、“韩剧热”一同升腾，以致使之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标志。暮年的季羡林先生果然不负众望，他不但举起了儒教的旗帜，一句“把儒教定为国教”将自己定义在了“国学”掌门人的位置上。

　　如果说季羡林先生希望复辟封建礼教，那肯定是欲加之罪，至少他还没有号召人们克己复礼。他当然也不会浅薄到某些人那样去抵制“洋节”，但其所为却好比一个硬币的反正面，看上去背道而驰，实际上是如出一辙。用善良的心去想，或者是他们感觉到了信仰的缺失造就了时下中国人的群体性虚妄，在这样的时候，迫切需要树立起民族信仰的基石。就像当代新儒苏晓康说的那样，中国经济虽然连年的高速发展，经济质量并不高，包括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等都没有多少，这好比一个人缺少核心的价值观，处于精神分裂、六神无主的状态。这个比喻恰到好处，其实中国文化就像个只长肌肉而骨骼发育不健全的人，软骨病还并发着周身的骨质增生，看上去伟岸，实则虚弱不堪。这当然不是文化本身的过失，因而以此为基点提出奉儒教为国教，肯定是号错了脉。

　　也许季老先生和一些新贵大儒并非杞人忧天，中国人的精神迷失的确是严重的现实。只是他们搞错了一个大前提，信仰不可能用“有病乱投医”的方式解决。如果非弄一个什么国教，不管是儒教还是佛教，一定比没信仰还糟糕。因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是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宪法尚允许公民有信仰自由，你凭什么逼别人去信奉儒教？不过，还是季羡林先生德高望重，即使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没有几个人胆敢站出来质疑。

　　我说不透所谓“季羡林热”背后隐藏着多么凝重的民族心理，因为从文化角度来阐释这些现象毫无新意，再往深处说，其中的政治含量却不轻。是不是人们对“独尊儒术”的破坏力认识不够另当别论，应该肯定的是这些陈腐的思想经过“五四”和“文革”的冲击并没有得到彻底根除，至少还有人对儒教兴邦心存幻想。比如今天，就算有人把儒教变成“国学”，也不能说明它的内质有多少变化，西南大学举行的“酒礼”以及近年来上演的“跪请国学”、“倡议汉服为国服”、“抵制圣诞节”等受到广泛非议，已充分验证了这种现象悖于时代精神。令人感慨的是，这样的愚顽总是不绝如缕，甚至有人经常用天朝上邦的口气预言“儒教文化将成为引导未来人类思想的惟一动力”，这样的狂妄自大不但可以公然招摇，甚至越发神气活现。

　　民谚有云：世事如棋局局新。一边提倡对外开放，一边要求复兴儒教，这样的世事也实在“新”的有点出格了。尤其是当今文化界的一些人，嘴上标榜增强“软实力”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却践行一套自己的特色，不仅徒增了不少的虚假繁荣，制造了许多虚拟的高峰，到头来却使文化精髓像“国宝”一样濒临灭绝。其实，精神层面的问题与金钱和外在包装没有多少关系，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国民的颓废心理，妄图用抵制外来文化和复兴儒教来振兴什么精神，那只能是自欺欺人。

　　（责任编辑　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