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都市报》报道：6月2日，青岛中豪外国语学校在单位大门上贴出决定书，辞退了该校副校长赵某，起因是此人拒绝为灾区捐款。而当事人表示，自己在校外已捐款一千多元，只因不认同学校的一些行为才拒绝参与募捐活动。据说，地震刚发生他就发动校长助理自发捐款，但当时没人响应，被以忙碌为由拒绝了；后来，所有人都捐款时，学校才组织。赵先生因此认为，公司让捐款并非是为了灾区的善意举动，而是校长要拿全体员工的钱来宣传学校，故认为没有意义，也不愿参与其中。

　　王石已成前车之鉴，看来，无论有怎样深刻的个人见解或特立独行的处世风格，这位赵副校长公开拒绝捐款的行为都是不合时宜的。不过，该校校长“不捐款是品行问题”的结论也未免显得太武断；那位动员捐款被拒的郭老师“以后要是跟他做朋友的话，我得好好想想了”的说法，也直接通向对当事人人格的怀疑。至于部分网友“没人性”之类的谩骂，则显得更无道理。

　　如果赵先生主动在校外捐款一千多元完全真实，那么，笔者对当事人行为动机就产生了以下两点判断：其一，此人并非吝啬，而仅仅是出于个人意气，借此表达对学校其它事情的不满；其二，此人不仅崇尚个性自由，而且试图用行动来挑战乃至颠覆一种社会习惯。至于这种“习惯”是什么，一则网友留言其实已道出大半的真谛：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公然违反社会公德（哪怕这或许是一个不合理的）要顾全大局，不能意气用事。赵先生这样做或许没错，捐款自由，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场合，这样做会产生不好的影响。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来概括上述习惯，那便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习惯”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约定俗成，是一种社会潜规则；习惯系历史的积淀，是文化的集中体现。笔者一直认为：任何习惯、任何文化，都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因此不宜轻易对它进行是非美丑的判断。然而，对上述网友留言中的某些观点以及推论，笔者却无法苟同。重大事件面前是要顾全大局、注意影响，但此时形成的“大是大非”观未必就是理性的、合理的，因此根本不能与社会公德混为一谈。如果说在特定事件面前要求人们顾全大局、注意影响时，常常会掺杂一些不合理的因素，那么，社会公德作为一个稳定的理性的系统，则应该建立在完全合理的基础之上。无论是赵副校长还是王石，他们也许会因“不识时务”受指责，但其行为与社会公德几乎无关。

　　在合乎现行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之下，人们的自由本来应该是恒定的、刚性的、无条件的，但在我们这个有着某些“习惯”的国度里，人们本应有的自由却往往显得那么脆弱、那么易碎、那么“有条件”、那么缺乏基本保障，抗震救灾捐款活动中普遍流行的单位替个人做主以及社会舆论对捐款少、捐款迟缓的“道德绑架”倾向，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四川抗震救灾尤其灾后重建的确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作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公民，面对如此惨重灾难的确都应该慷慨解囊；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企事业单位以组织名义剥夺员工自由、某些人以“正义、道德、良心”的名义挥舞舆论大棒干涉公民自由的理由。此次抗震救灾是这样，今后再遇别的重大事件或平常情景下，也是此理。

　　假如这位已被辞退的赵副校长真的试图用自己的另类行为来挑战他认为不好的某种社会习惯，笔者首先对他的勇气表示敬意，虽然这种挑战很可能是以卵击石；同时对他的行为动机表示肯定，因为他以微薄之力、不惜站在对立面，甘愿用自己遭受非议、白眼的代价来证实某种社会习惯中的弊病，进而带动更多人的思考、辨析和改变。一个追求进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社会，经常审视并改良习惯，也是与时俱进不可或缺的内容。对少数试图以言论观点或实际行动挑战乃至颠覆某些“习惯”的人，社会应该给予必要的理解、宽容甚至是由衷的欢迎。

（责任编辑　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