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争相“非转农”的大中专毕业生被一些人称作“新知青”。不过，与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老知青”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当年的“老知青”到广阔的农村去是行政强 迫行为，现在的“新知青”却是一种自觉自愿的理性选择——当一个徒有虚名的“城里人”，不如当一个农民实惠。

　　笔者曾调查过一个城中村，发现村里那些“农转非”的人，很多过得还不如那些甘当农民的人。他们一旦“农转非”，变成了“城里人”，就失去了土地，也不能从集体经济中获得经济来源，如果找不到工作，就会变成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群体，沦为城市的新弱势群体，实际上比农民的处境还危险。

　　与这些“三无”群体相比，大中专毕业生只不过比他们多学了些知识，拿了个学历。当这些“资本”不足以让他们获得就业时，在经济上就跟那些“三无”群体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此，选择做一个“新知青”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否则，他们虽然从户籍上变成了“城里人”，但经济上还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可能会因为经济上的软弱而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挺起胸膛做一个城市市民，而最终被挡在城市化的大门之外。

　　但是，就像城里人抗拒农村人进城“分享”他们的好处一样，“新知青”的回流，同样牵涉到“分享”农民好处的问题。这时，做城里人还是当农民已不是简单的户籍问题，而是关系利益的重新调整问题，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农村新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新知青”为新农村建设增添了一支生力军(他们在农村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值得怀疑)。相反，在一些思想保守的地方，极有可能诱发新的读书无用论。要知道，考上大学，当一个城里人，仍然是无数农村孩子的梦想。这种读了一肚子书，结果还是回来当农民的现象，无疑会挫败很多农村孩子读书的梦想。

　　这种“新知青”的出现并不是说现在当农民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说到底还是老问题——就业难。如果这些大中专毕业生可以在城市里找到一个基本满意的工作，能够支付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他们可能就不会回去与农民争利。“新知青”之所以多发生在江浙一带，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城乡差别不断消除(如果条件允许，很多在大城里工作无着落的大学毕业生都愿意到华西村去当农民)。而在全国更广大的地方，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在这些地方，当农民不会成为一种美好的理想。

　　这种“新知青”的出现同样说明，千万不要以为加快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就万事大吉了，高枕无忧了，农村就不需要建设了，可有可无了。如果说农村是城市的“蓄水池”，就应该给予“蓄水池”的地位，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历史总是这样，当城市需要农村时，农村就义无反顾地支援；当农村需要城市时，城市自顾歌舞升平；当城市有困难时，又把包袱丢给农村；当农村有困难时，又该向谁呼喊？好在新农村提出了，但愿做得也不错。我始终坚信，中国农村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反之亦然。

　　原载《燕赵都市报》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