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两天就要高考了，考生和家长又将经受一番煎熬。每年一度的高考，似乎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重负。然而，回忆三十年前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却是一种解放的感觉，为我自己，也为许多人。

    对我们那代人来说，“文革”最大的罪孳便是社会不平等。我自己从小就渴望读书，1973年高校恢复招生，记得我们一群知青连夜步行一百多里，去县城参加考试。考下来后，本以为从此可以实现自己的大学梦了，谁知很快就开始宣传张铁生的白卷。那天早上，一个家庭出身好的同学在路上看到我，有点得意地问：“嘿，看了张铁生的信吗？”我没有回答，心里知道自己没指望了。直觉告诉我，这张白卷不是什么轻视知识，而是利用了社会的不平等现实。后来所谓的推荐工农兵入学，使得这种不平等进一步制度化。

    在我们这个缺乏公平的社会，高考制度体现了起码的公平。许多出身底层的学子得以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当听到有人大代表在“两会”上呼吁废止高考制度，声称不应仅仅停留于教育公平时，我不免心存疑虑。不错，高考恢复三十年来，引起社会议论最多的就是，高考导致了应试教育，使学生们习惯于接受和模仿，失去了学习的热情与创造力。然而，这难道是高考本身的问题？它难道不是考试内容、高考阅卷甚至整个教育的问题？

    比如，作文是考察一个考生基本水平的重要参数，但一个参加过多次阅卷的老师曾跟我讲，一篇作文阅卷也就90秒钟。我问他为什么不多花时间来判断，他说阅卷老师少，时间紧，大家只能凭感觉。我问怎么改变这种状况，他说很简单，花钱请更多的阅卷老师。我又问他考生的报名费很充足，到底到哪儿去了，他只是笑笑说天知道。后来当我孩子考大学时，我告诉他的就是，不要在作文上多浪费精力，只要拿个平均分就行了。

    当今世界上，大学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通才教育，而通才教育的实质就是提高国民素养。高考不是考出身，也不是考天才，它考的是社会的平均数。对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要求来说，这是最具操作性的次优选择。我曾经与一个美国教授谈过，他说，每个大学只要产生一两个创造性天才，全国有一二百这样的人，就可以满足社会尖端发展的需要了，大多数人也就是在大学学会服务社会的知识和能力。因此，高考首先追求的应是教育公平，不是特殊人才。那些否定高考制度的人不应奢望高考的作用，而是应当拿出统计数字来，证明恢复高考三十年来，考上大学的大多是百无一用之辈。

    有意思的是，许多家长和学生也赞成取消高考。这其实反映了国人的一种普遍心理，既想要享受公平环境，又想把自己排除在激烈的竞争之外。

    在目前的情势下，取消高考无法避免应试教育。当年恢复高考，录取率只有3%，被称为过独木桥，而今天有的省份录取人数已经达到70%，应当说无需应试教育了，但家长与考生还是忧心忡忡，就因为大家只想进名牌大学。对多数考生来说，教育资源依然匮乏，教育公平依然重要。虽然今天已经没有家庭成分的问题了，但却有权力和金钱造成的社会分化。如果采取自主招生，就我个人的看法，在法制不健全，社会道德普遍消解的今天，除高考外任何对学生综合素质和表现的考察，我觉得都很难保证推荐和招生人员的公正。这种情况下，各大学如果要想真正做到择优录取，仍然只能注重知识考试。

    至于培养不出大师，更不能怪高考本身，而应当归因于整个社会的人才成长环境，包括大学教育以及此后的工作单位。我们的教育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甚至许多为人师者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教育如斯，学生们进了大学，仍然会面临那些标准化的应试教育，许多课程好像就是专门为了束缚学生的思想。当年我考进大学，最失望的就是某些无聊的课程。好在当时的环境较宽松，使得我能够凭着自己的兴趣阅读，顺利读完大学。尽管如此，我仍然对当年的高考充满感念，它让我体验到什么叫机会平等。（作者 南京大学教授 景凯旋）

　　原载《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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