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6日，北京。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已进行到第3天，邓小平还在听。

　　参加会议的33位科学家和学者中，最年轻的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的查全性坐不住了——他已经几年没上过课了，他鼓足勇气站起来，向主席力陈已持续7年的“推荐录取”招生方式的四大弊端，建议尽快恢复高考。话头一开，数学家吴文俊、光学家王大珩、化学家汪猷等人纷纷表示赞同，并对恢复高考的重要性作进一步的阐述。

　　倾听，沉思，邓小平随即拍板：高考一定要恢复！两个月后，新中国关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终于打开了，570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考场。

　　对于他们来说，那一年高考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那次高考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意味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此要逐渐走向诸神归位，意味着无序的社会就要回到常识，回归理性。

　　于是有了恢复常识后的这30年——30年间，国家的命运，和一届又一届大学生的命运，相互勾连、相互叠加，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对大学生命运的解读，来体会整个国家划过的轨迹。

　　30年来，高考改变个人命运的讲述者，既有查建英、葛兆光、杨迎明、方铁姐弟这样考上大学77级、78级的下乡知青，也有今天迅速在市场中创造了自我价值的80后IT精英戴志康。特殊年代给了77、78级大学生历史性的磨难与后来者再难享受的厚遇，他们中的许多人从田间地头走来，走到今天执掌中国命运的位置上；而今天人头攒动的人才集市上，更多的毕业生们正在为2000元的底薪激烈竞争。

　　高考制度不断改革，大学扩招了，学费涨了，但人们对于高考却没有存着更高的期望，倒是骂声渐渐多了。媒体不断呼吁：大学生应该调整自己的就业预期，而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分配保障的大学生们，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心态：一些人愤怒、抱怨、满心失落；一些人却庆幸因此获得了选择的自由，并坚定地走上自己选定的道路。

　　今天的学生还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吗？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弥漫的今天，我们难以代为作答。但我们又分明感觉到，无数个人的命运累积成国家的命运，而国家的命运又反过来作用于个人，无从逃避。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