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高考不断升温，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高考那几天，说是“全民高考”一点也不为过。这从最近全国各地针对高考制定的各项措施可以看出：对考点附近进行交通整治，封闭考场周围道路，全城禁噪。其中，北京民警将进考场协查作弊，着制服在校园里巡视；山西要求省直各单位在高考期间除紧急公务外，其他公车一律停用，领导干部上下班要带头乘公交或以步代车；成都要求飞机起飞后拐弯，尽量避开成都中心城区上空飞行，等等。(6月7日中新网)

　　高考30年，不管这一制度存在着怎样的弊病，它终究还是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并进而改写了并还在继续改写着中国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30年前恢复高考制度，无论从当时的勇气和魄力，还是从如今的成效和收获来看，都是一件居功至伟的事业。

　　不过，30年前的恢复高考较之此前以“家庭背景”或“是否红专”来作为大学入学资格的评判准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当“高考制度”从出生时的牛犊经过30年的发展壮大之后，不仅从边缘回归了舞台的中心，甚至迅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高考早已不仅仅是考生的高考，考场门口热切期盼的家长；考场附近封闭的道路；全城为之禁噪；飞机为之改道，都不过是高考大浪打出的外围涟漪罢了。至于高考的核心地带，更是上演着各类全新的故事，高考之前出现了求佛助考的景观，为了迎高考，甚至催生出高考保姆这样的新职位来，更有家长为了让孩子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居然连女孩子的自然经期也要为高考让路，吃避孕药调经居然成了不少女学生的一道考前作业。不难看出，对于高考的过度关注已经使得高考远远超出了选拔人才这一本意，并愈发成为社会难以承受之重。

　　然而，高考如此之重，难道能全部归咎于高考机制本身吗？或许并不尽然。事实上，多年以前，在高考录取率远低于当前的时候，高考所受到的关注并未如此过度，可见，之所以形成如今的局面，也绝非一日之功，而是30年高考效应累积的结果。而这一效应的累积，除了机制以外，社会心态，文化背景恐怕也占有不小的权重吧。毕竟，在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中，“唯有读书高”至今仍然在社会上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上大学，当然是通往“读书高”的几乎唯一路径。于是，通往大学之路的竞争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高考机制与我国不同，但是文化背景类似的日韩同样存在着高考“热”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让高考所遭遇的“高烧”尽快降温，除了高考体制上的固有问题之外，社会文化意识上的渐进改变同样不可或缺，而这样的改变当然难以一蹴而就，而必然是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相适应。

　　原载《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