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说服考生不“赖”在京沪粤这些地方？比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更容易做到的是，国家在教育投入的转移支付方面，更多地向“外地”的高校倾斜，而不是更多地向北大清华等高校倾斜。上大学可以不转户口，京沪粤的考生不用担心到外地读书吃亏。更重要的是，规范就业市场的招工(招干)，凭能力而不是凭“人脉”关系。

    大学本科招生已基本结束。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一些“外地”高校包括老牌重点院校，在北京、上海和广东省被考生冷遇的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报道，北京市的“一本”(第一批录取的重点院校本科)招生，有77所外地院校的497个名额空缺，其中包括吉林大学、兰州大学这样的全国重点院校；有1／3的外地院校在上海没有招满；在广东则出现了文理科均有100多所外地院校第一志愿无人上线的尴尬局面。

    古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现象的出现，似乎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仍在扩大的表现。然而，毕竟考生只是到外地读书，并不是去就业呀？

    有论者在《中国教育报》撰文说，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与家长“舍不得孩子出去受苦”之外，还与“北京人”、“上海人”的某些“优越感”有关，云云。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但至少是不得要领。

    我相信，京沪粤的考生及其背后出谋划策的家长与师友，做出这样的选择绝大多数是很“理性”的，是综合权衡了利弊得失而得出的结论。以到外地上大学“可以感受不同的地域文化，其意义绝不亚于大学的专业学习，可能会使孩子受益终身”来劝导，不是迂阔，便是多余。恰恰是京沪粤的很多家长，热衷于把孩子送出国留学，前些年上海人还多有到东邻日本半工半读的。他们何尝不知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怎么不怕孩子到外国吃苦呢？要说感受不同的地域文化，当然也是外国的异质文明有更多的“不同”，更能锻炼人的社会能力。

    大道理其实人们都懂，关键是利益考量。王小帅有部电影叫《青红》，讲的是贵州山区“三线”工厂里的原籍上海的家长，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子女在当地成婚扎根，千方百计返回上海的故事。那些家长与我同辈，当年也是热血青年，背诵过“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之类豪迈的诗句，为了支援祖国的“三线”建设(按照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教导和战略，将临敌的中苏边境和台湾海峡等地称作“一线”，内地纵深地带的深山老林称作“三线”，介于二者之间的城乡当然就是“二线”了)，到了贵州某地。“文革”梦醒，他们发现自己“上当”吃亏了，誓不让自己的孩子再作牺牲品。为此，恋爱中的女孩“高圆圆”(青红)的老爸不惜做祝员外，棒打鸳鸯两分离。我几乎敢断言，“高圆圆”如今生活在中国最现代化的都市上海，遥望贵州山区，一定对父亲当年的“无情”心怀深深的感激，虽然偶尔怀想初恋的情愫会有一点遗憾。两地的生活质量和子女的机遇，悬隔有多大？设想一个不得不离乡背井到上海打工的贵州籍农民工(及其借读的孩子)，与上海本地人(及其子女几乎想上就可以上的大学招生机会)的国民待遇差别有多大，就不难明白了。

    在京沪粤等经济发达地区上大学，不仅因为这些地方财力投入相对充裕，学校的师资设备较外地院校好，学术文化讲座较多，更重要的是毕业后就业机会较多。软性的，在一个地方读书，当地同学多，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包括家教之类打工)多，积累的人脉多，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这对找工很有用处。硬性的，这个该死的分割城乡与地域的户籍制度一时还死不了，就业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还很有市场。比如，北京市朝阳区今年公然宣布，严格限制双外生(外地生源的北京院校应届毕业生，外地院校毕业生进京找工的)在当地就业。中国的首都竟然成了北京人的首都！至于广东，虽然没有这样蛮横的户籍歧视，户籍对学生选择的影响也不是不存在。比如，到内地读大学要转户口，若中途想出国留学，远不如广东户口办签证申请方便和容易。

    怎样才能说服考生不“赖”在京沪粤这些地方？比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更容易做到的是，国家在教育投入的转移支付方面，更多地向“外地”的高校倾斜，而不是更多地向北大清华等高校倾斜，使“外地”高校至少有10多年前的同台竞争力。上大学可以不转户口，京沪粤的考生不用担心到外地读书吃亏。更重要的是，规范就业市场的招工(招干)，凭能力而不是凭“人脉”关系。学好了本事，在哪里都好找工，“外地”高校有实力的专业何愁被冷落？

    社会学大家费孝通先生，在早年的著作《乡土中国》就已指出：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我们从前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在“乡土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地缘与血缘几乎是合一的。而真正的地缘(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小区、社区、城区，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地方的人有缘分，却不是靠血缘作纽带——作者注)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而“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中国何时才能走出血缘社会，使人们不靠家世出身，能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可以随兴地“落地生根”呢？ （鄢烈山）

　　原载《南方日报》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