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不是一个教学问题或者学科打通与否的问题，根结还是在高校体制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之上。而把分散在各学科内的国学门类重新综合的做法，大有开历史倒车的味道。国学一级学科的设立将对中国的学术格局和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国学需要复兴，但需警惕某种陈旧思维的“复辟”。

    中国人民大学将向国务院申请国学一级学科，这不是人大“一家一姓”的私事，在中国现在的学科建制当中，大约只有恢复社会学这等大事才能与之相颉颃，而社会学在中国的重生却与费孝通这样世界级著名学者的存在与推动息息相关，以目前国学从业者的声望和能力而论，能够推动国学向一级学科迈进，的确证明了时下国学的群众基础要比当年社会学雄厚得多。或许这真是一个设立国学学位瓜熟蒂落的好时机。

    尽管话是这样说，还是不得不为这盛世盛举略进一言。关于申请设立新学科的动机，有关人士说第一是为了国学专业学生的毕业前途问题，第二是为了改变现在传统国学被现代学科分类割裂的不合理现象。

    这两件事情，从来不缺乏为之忧心的饱学之士。大约在十多年前，一些有关人士深感内地的传统教育有落于人后的危险。1995年全国一些文科建设较为领先的高校开始实施“国家文科基地”的建设。一些著名高校还强调“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在一年级搞“文史哲”通式教育，在高年级依据学生的兴趣和资质再归入不同系科。到如今，文科基地的建设已经走过12年了。然而时至今日，除去直升研究生和出国的比例略高以外，文科基地十多年来的建设并没有为中国文科或者说传统学科的建设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究其实质何在？曰“计划赶不上变化”，或者“计划根本没有变化”。时代变化太快，原来对专业人材的期许总抵不过社会的诱惑，而作为储备研究人才最主要基地的高校，却是“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这充分证明，传统教育不是一个教学问题或者学科打通与否的问题，根结还是在高校体制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之上。

    另外，人大国学的建设强调把分散在各学科内的国学门类要重新综合起来，恢复国学的原貌。这种说法，大有开历史倒车的味道。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创立，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发展划时代的大事，创办者之一傅斯年呼吁从此学者们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写文章”，猛烈地抨击以传统“经史子集”为业的“僵尸学问”。史语所内聚集的一批大师级的学者，都是后来中国各文科学科发展的“鼻祖”。傅斯年对于“国学”的期许，就是引入西方的新学科新思想新材料来改造传统。究其根源，在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时甚至更早，对于“国学”的发展，这个基调就已经定下了。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半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和李济，都是从传统的学问中走出来，开创新的学科范式的新人物。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梁启超的思想史研究、赵元任的现代语言学研究、陈寅恪的社会语言历史研究和李济的现代考古学都是突破“经史子集”，奠定现代中国学科面貌的“导夫先路”之举。而今天人大国学院，却要强调向传统回归，不管是不是旧瓶装新酒，都反映出倡导者们在开拓的气魄上，已经远远落在80年前的先人之后了。

    国学一级学科的设立将对中国的学术格局和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就仿佛是神学在西方学科的地位一样。国学需要复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究竟是复兴，还是某种陈旧思维的“复辟”，却是需要讨论的。晚清之人便有盛世进危言之举，于今对人大的举动弹一些别调，也可能仅仅是危言耸听，未必真正了解始作俑者的良苦用心，毕竟体制的事情是旁人很难置喙的。

“设国学学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为国学设立单独的学科以及相应的学位，除了上面提到的有助于避免学位“挂靠”上的尴尬外，其合理与必要性更体现在，它有利于凸显国学作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品格，进而维护并促进国学学术研究和教育传承的持续健康发展。不过，笔者觉得，也应避免其中可能存在的这样几个问题。

设“国学学位”有必要吗？

　　对于人大国学院此举，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国学”本是一历史性概念，西风东渐之际相对西学而言，统括传统学术。然而纵是如此，有“清学殿军”之称的一代国学宗师章太炎先生著《国故论衡》，犹分设小学（文字声韵之学）、文学、子学（诸子哲学）诸专题。

（责任编辑　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