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东湖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张孟苏高考分数不高，在国内只能上个独立学院，却因为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获得宝贵的机会，最终赢得国外大学20万元奖学金。张孟苏今年高考考了445分(文科)，只能读个独立学院，但新加坡一所大学却在一次面试之后就预录了她，还给了她20万元的奖学金。（7月13日《楚天都市报》）

　　高考结束后，张孟苏到武汉大学参加一场招生咨询会，不巧中途下起了暴雨，见西南大学一位女老师拆雨篷撤展非常吃力，张孟苏就走过去帮助她，旁边一位新加坡老师目睹这一幕后，叫住了助人为乐后准备离开的张孟苏。这个一定程度上带有些许戏剧性场面的出现，表明新加坡的高校与教师非常看重学生的人品与道德素养。新加坡政府理工学院招生老师随后了解发现，张孟苏曾经获得过全国青少年机器人大赛二等奖、全国网络英语综合技能三等奖、全省书信作文大赛一等奖、英语口语三级等荣誉与等级，于是如获至宝地当即决定预录她，并给她4年共20万人民币的全额奖学金。这当然是新加坡政府理工学院相对学生成绩来说，更为看重学生综合素质与实际能力的体现。

　　在我国，随着传统应试教育弊端的日益显现，注重培育学生综合素质与实际能力的呼声也日渐强烈。但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类似张孟苏、蒋方舟这样被高校破格录取的现象，在我国却不但不能受到好评，反而常常招致有关有损教育公平的质疑。所以会如此，显然并不是因为我国民众的教育理念落后，而是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一旦主观色彩强烈的自主招生成为高校招生主要方式，包括招生舞弊在内教育腐败可能难以受到有效遏制，因而当前尚不具备大规模推行类似张孟苏、蒋方舟这样更能体现素质教育要求录取方式的条件与土壤。在教育公平无法获得坚实保障情形下，许多人宁愿选择赞成“分数决定一切”来满足心中对于公平的渴求，将其当作实现教育公平的唯一途径。

　　在其他一些国家，由于高校内外行政权力的行使能够受到较为有效的约束，所以民众对高校招生录取即便采取灵活方式也感到放心，并不对其中可能会出现腐败而感到忧惧，所以侧重于考察学生综合素质与实际能力的招生方式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与此不同的是，由于我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包括教育领域权力制约机制尚不够健全，因而民众担忧一旦不唯考试分数录取便可能导致权力干预盛行、教育公平丧失，因而尽管心里认同侧重综合素质与实际能力考察的招生理念，但是并不赞成立即推行更能体现素质教育要求的录取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孟苏低分而能被国外高校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与其说是反映出了两国教育理念上的区别，毋宁说更折射出两国在包括遏制教育腐败在内权力制约制度建设上的差距。

　　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实际能力培育不但事关学生本人日后的成就，更与民族整体国民素质、国家综合国力及参与世界竞争的能力密切相关，所以通过改革包括高校招生录取在内的教育工作，引导学校与家长侧重学生综合素质与实际能力培育关系重大，就此而言，推迟进行与素质教育要求更相符合的高校招生改革，实际上就是在阻碍国民素质与国家综合素质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由于教育腐败与权力难以受到有效制约，是全面推行体现素质教育要求教育改革的最大拦路虎，所以张孟苏低分而被国外高校录取现象的出现，不但让我们产生在我国全面推行教育改革的紧迫感，更让我们产生建立健全权力制约机制、有效遏制教育腐败的紧迫感。从很大程度上说，我国局部领域内出现的落后，与其说是国民相关素质与理念的落后，毋宁说是因为在权力制约制度建设上的滞后所导致，腐败化解公众推行某些更为先进理念与举措的信心，是导致局部领域差距出现的重要乃至根本原因。包括高校招生在内的教育领域是如此，其他诸多领域同样是如此。

高招“标准”惊诧论何时休

　　高招标准，一个是“素质化”，一个是“成绩化”。国人一边希望高招标准“素质化”，一边又维护高招标准“分数化”，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在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监督制约尚有乏力的当下，如果你让一个学校像新加坡高校那样偶然发现一个同学助人为乐，并认定其素质全面，那么你就必然怀疑这个招收者会不会因为得到某种好处、受到权力暗示等进

“道德入学”，政策比伯乐更靠谱

　　在国内，给张孟苏们破格录取的机会，就得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在高中阶段有个道德分、特长分、综合素质分等，把这些按一定比例纳入高考成绩之中。而这些“软性考核”又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撑。对于以高考作为唯一的“硬性考核”标准，早有很多质疑，这里就不再废话。

高校破格录取空间有多大？

　　实事求是地说，破格录取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中大对这两名“怪才”的录取就是属于破格。再追溯至前不久，清华大学降低60分破格录取少女作家蒋方舟，为此还引来一些争议。而倘若把张孟苏的录取放到国内来说，应该也属于一种破格录取。当然前提是有高校能慧眼识才，看淡高考成绩，注重综合素质，给予她这样的一个机会。

（责任编辑　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