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新生开始报到。刚刚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冠军的国家跳水队队员林跃、秦凯、火亮被人大破格录取，将入读该校新闻学院。（《京华时报》《北京晨报》8月31日）

　　虽然，世界冠军破格进入大学深造，一直是多年来奉行的惯例，但这样一则新闻仍引来舆论的不少关注，出现诸如“奥运冠军破格上大学是否足够公平合理”之类的议论。笔者以为，这样的疑问，似乎不太必要——一方面，从奖励的角度看，将破格上大学作为对奥运冠军们的一种褒奖措施，并不算过分；另一方面，从大学招生公平的角度看，对包括体育在内的特长生提供入学上的特殊待遇，原本也是完整的招生公平中的应有之义，不值得深责怪讶——与其他那些一般的体育特长生相比，奥运冠军们岂非“特长生中的特长生”？

　　在我看来，就大学与体育的关系而言，两者其实还应该更好更紧密的结合起来，换言之，目前我们这种事（赛）后奖励破格入学的结合方式，从大学与体育可能和应有的充分结合的潜力来看，实际上还远远不够。而进一步“足够”的做法，我以为，还应包括：在这些运动员成为奥运冠军之前，就将其纳入到大学教育中来，让大学承担起发掘和培养他们体育竞技能力的任务，或者说，让大学真正成为举办体育事业的主体、同时也让体育成为大学教育有机的组成部分。

　　这种大学与体育的深度结合的好处，无疑十分明显。从大学、教育的角度看，它有利于扩展、充实大学教育的内涵，促进其在“德、智、体”等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和有机结合，比如，体育竞技中无时不凝聚着的拼搏精神、团队意识、参与合作精神、公平公正意识，可以说均是十分生动鲜活的教育主题、资源。毕竟，体育说到底也是一种“育”，从根本上讲，原本就是与教育同质同构的，属于大教育的范畴。

　　而从体育本身来看，将体育充分嵌入到教育事业中、实现体育的教育化，也非常有助于推动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的日常化社会化，避免其往往存在的与社会脱节的问题，弥合、协调竞技体育与健身体育、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之间的裂隙、差距甚至是冲突——让两者形成相互促进提高的良性循环。比如，在竞技精英体育中，大量最终无法获得奖牌、不得不被淘汰的二线三线运动员，便可能由此不再被轻易地浪费、埋没。

　　最后，从政府、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大学（教育）与体育的有机结合融合，也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相当程度上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包办体育的“举国体制”存在的种种内在缺陷。体育事业的发展，当然需要政府的扶持、投入，但这种扶持投入，显然并不等于政府的直接、事必躬亲的主导包办——一方面，这将影响和弱化政府从宏观战略角度把握体育事业发展的能力，同时，政府过多地置身于琐屑的具体事务之中，势必导致体育事业的被行政化、政绩化，体育自身发展规律的被漠视，另一方面，这也将制约和妨碍，社会本身通过体育活动所可能展现和锻炼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自治能力的发育、成长，以及基于这种能力的社会发展活力。这正如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曾要求的：“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

　　哈佛是不是也应当特招菲尔普斯呢

　　体育的归体育，大学的归大学，运动员在体育上的成功理应得到他应该得到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但不可以奖励学位,尤其作为人大这样的名校, 录取学生应该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她的学生应该是最有能力做出学术能力的人，而不应该随便把大学名额，作为一种资本奖励。再有贡献的人，如果没有相应的学术天赋，或者基础，把他招进名校，这其实是对大学的极度不尊重，要知道学位从来都不是奖品。

　　奥运冠军应不应该破格上大学？

　　奥运冠军破格上大学是中国特色，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国外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当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要破格录取索普，结果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最后索普没有上成。据说，第29届奥运会举重冠军德国运动员施泰纳只能得到15万元人民币的奖励，而中国的奥运冠军不但可以得到数百万元人民币的报酬，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走进大学的校门，真是令外国的奥运冠军羡慕得哈喇子淌多长啊。

　　（责任编辑 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