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薛涌先生提出的让中国的博士培养“搭美国的便车”的建议（薛涌：《当中国出产了最多的美国博士》，东方早报2008年9月14日），本人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作者针砭中国当下大学教育弊端时的一句激愤戏言。激愤，缘于拳拳之心；戏言，则是不可当真的。可惜不仅郭之纯先生，连薛先生自己也把它当真了，（郭之纯：《中国博士培养能搭美国的便车吗？》，东方早报2008年9月15日；薛涌：《博士培养为什么不能‘搭美国的便车’？》，东方早报2008年9月16日）于是接下来的争论在旁人看来便有些过于热闹了。

　　其实，若真要认真的话，那么薛先生应该明白，其实自己的建议在逻辑上的破绽，于明眼人看来是不言自明的。如，薛先生称，“清华北大毕业后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学生我碰到不少，他们中许多人对在母校接受的本科教育相当不满。”先生进而说，“清华北大成为留美预科，……选上来的人智商高，‘原材料’好，教育上的‘加工’则并无太可称道。也多亏这些人才多到了美国，保持了较高的成材率。”字里行间充满的对中国教育的不屑与对美国教育的感激涕零，让人印象深刻。那么现实的中国教育诚然有问题，但真如薛先生所说的那般不堪以致完全要仰仗美国教育来拯救么？恐怕也未必。本人一位老同学在大洋彼岸完成博士学位的攻读多年，现在硅谷任职。一日，与其偶尔聊起中美教育的话题。老同学认为，中美教育各有利弊，中国学生在创造性思维方面虽然弱于美国学生，但前者基础扎实，尤其在数学等学科上更优。老同学的白人房东曾惊讶地说：你们中国的学生怎么一个个都像是数学天才？！白人房东的话自然言过其实了。然而老同学关于中美教育利弊的看法，倒使我想起杨振宁先生的类似观点。可见，关于对中国教育的评价，薛先生的观点也并非全然没有讨论的空间的。

　　话说回来，薛先生是性情中人，善发惊世之言。记得曾读到先生一篇题为《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的文章（见南方周末2008年1月10日），文中先生称，自己为了向一位“非常景仰中国文化”（原文如此）的白人医生说明中国文化的失败，就曾单刀直入地问对方：“我愿意我和我的孩子生活在这里（指美国——笔者注）。你希望你或你的后代生活在那里（指中国——笔者注）吗？”薛先生的直率，着实可爱。只是薛先生以自己的好恶为例来佐证中国文化的失败与美国文化的成功，恐怕太急了点。薛先生忘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诚然有薛先生父子这样只愿意生活在美国而不愿意生活在中国的人，但也不乏不愿意生活在美国却愿意生活在中国的人的。能以此去反证中国文化的成功与美国文化的失败么？

　　所以我想，薛先生关于让中国的博士培养“搭美国的便车”的建议，说说也就罢了，不仅郭之纯先生不必当真，薛涌先生自己也是断不可太当一回事才好。

　　中国博士培养为什么不能搭美国的便车

　　其实，仔细分析就知道这两点都似是而非。国际间的高精尖技术当然有保护。人家投资开发出来了技术，享受着自己的知识产权，凭什么和你分享？但是，这不等于说在博士教育上不与你分享。这么多年来，美国已经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博士，可见美国的博士教育还是与世界分享的。

　　中国出产了最多的美国博士

　　作为一个北大本科毕业、又在美国大学里完成了博士学业的人，我对这一新闻倒有些另类感受。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全球化在越高级的知识领域越深刻，可谓知识无国界。美国大学的博士课程是世界一流的，也吸引着各国一流的人才。清华、北大成为最大的美国博士预科，这单从培养博士的角度来看是相当的成功，值得恭喜。至少我们可以夸口说：清华北大为世界顶尖的博士课程输送了最多的人才！

　　“博士预备大国”背后的教育困境何在

　　这种教育精神可以开启新的教育理念与开发出新的教育模式，即以公民教育、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创业教育为四维模式架构；其最终的理念指向是培养一个国家真正具有独立人格、自主意识、独立思考的公民。因为一个国家的教育精神最终关注的是这个国家“人”的精神，而正是现代教育理念的核心。

　　清华大学成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最新的这份报告通过对2006年度全美45596名研究型博士学历背景的分析显示，当今“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三所学校是清华大学571人，北京大学507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随后是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杨百翰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佛罗里达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责任编辑 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