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认为写作是真正有感而发的事情，真正“有话要说”的人才能成为作家。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首先在于货真价实的叙述冲动。写作的课堂是生活与写作本身。

　　近日一条新闻引起人们关注，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写作硕士点审批通过，2007年将面向全国招收学生。报道称，文学写作硕士点获得批准，很大程度上基于复旦大学在文学创作上的传统。该校曾培养了梁晓声、卢新华等一批知名作家，在中文系任教的王安忆等人也身兼作家和教授的双重身份，复旦中文系希望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在提高作家文学素养上进行探索。

　　这是国内第一个文学写作硕士点， 由此，以培养作家为目标的文学写作硕士班引发争议：大学能不能培养作家？

　　关于作家，我以为并没有一个太量化的标准，中国的作家体制恐怕在全世界是独树一帜的。全国性的组织作家协会虽然算社团，但工作人员拿公务员工资，由国家财政拨款。各省市也下设相应分支机构。当然，对作家级别的评定，还是有一个大致相当的标准。我虽从未参加过这类评审会议，但知道发表作品的数量和发表作品的级别（如全国性的出版社或刊物，省级出版社或刊物）在评定中占有一定分量。

　　说来说去再独特，要成为作家，最终还是要看作品。

　　有感而发，成就写作天才

　　关于复旦文学写作硕士班引发的“大学能不能培养作家”的争议，使我首先联想到众所周知的文化大家“郭老曹”。

　　先说郭沫若，他一生诗歌戏剧文史著作浩瀚，是新文化运动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但他后来的几十年间基本未写出留得下来的文字，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郭沫若年轻时意气风发，曾官至北伐将军，蒋介石更许他以国民政府的宣传部长之职，然而他却大义凛然地发表了讨伐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之后为避祸亡命天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郭沫若又抛妻别子回国抗日，不能不说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然而，对着他的《李白与杜甫》和诗集《百花集》，我常常不知该说什么好。新中国成立时，郭沫若正值盛年，他的文化素养、学识绝不可能低于以往，他也仍然以一个文化事业的组织者、诗人作家的身份进行着活动。然而，那个曾写出《女神》和《屈原》的郭沫若消失了。我从不愿用轻慢的嘲弄评价这个现象。

　　再说老舍，他的《骆驼祥子》曾是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课本，在很多年里，我对这本书熟悉到可以大致背诵出其中的一些篇章。老舍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称得上是同时代创作量最大的作家，但能与《骆驼祥子》比肩的恐怕只有《茶馆》和未完成的《正红旗下》。

　　曹禺是戏剧大家，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高峰，至今难有超越。然而，晚年的最后一部剧作《王昭君》虽然在公演时轰轰烈烈，但时光过去，这部戏已早早地被人忘记。假如今后再被提起，更大的意义当是对曹禺个人写作历程的研究。我看过很多回忆文章，曹禺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写作，写下大量笔记。当然，这成了他的一个遗愿。我倒宁肯这是遗愿。《李白与杜甫》、《王昭君》这样的作品，于郭老曹这样的大家是不相称的，倒不如没有。

　　写出这些联想似乎离题太远，我只是想说文学是“诗言志”，是“有感而发”的事情。说得更白些，是“有话要说”的人干的。

　　当郭沫若、老舍、曹禺处于“有感而发”的生气勃勃状态中，就成了写作天才。

　　当他们处于“无感”而努劲发力的状态中，就没了天才。

　　而如果我们招了一批“无感”而努劲的学生，再“无感”而努劲地深造，是否能培养出一批作家呢？想来很难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