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是牵动亿万国人神经的敏感问题，也是当下人们普遍关心热议的话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会议针对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强调指出，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会议传达出的信息表明，亿万群众关注的收入分配问题进入了中央决策层的议题，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全体民众都能够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改革帷幕即将拉开。本版刊发的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必要性及建议，为人们对待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编者

　近来，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担忧，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对于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体制快速转型中的中国来说，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极其复杂。为了深入理解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多样性、复杂性，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有必要把握近期收入分配变化的主要特点，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效应，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近期我国收入分配有哪些特点？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种总体的趋势。近年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全国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说明了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23，与改革初期相比，仍处在较低的水平。而2005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估计已达到0.35左右。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22，而2005年的基尼系数估计在0.38左右，也就是说在25年的经济转轨过程和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68%。对于全国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几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及其估计结果，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8，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46。如果按照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的扩大速度计算，现在全国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48-0.50。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尤为突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包括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两个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的收入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按当年价格计算，199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比农村人均收入高出824元，1995年高出1578元，2000年高出4027元，2004年高出6450元。也就是说，在过去14年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上升了6倍以上，即便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这一差距也扩大了近3倍。从城乡之间居民相对收入差距来看，自1998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比率出现了一路上升的势头，从1997年的2.2倍上升到2000年的2.5倍，又进一步上升到2003年的3.23倍。而且，如果将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分解为三部分，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那么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上升了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02年全国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意味着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构成了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推动因素。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仍比较明显。就农村内部地区收入差距而言，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区域差异已经相当明显。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由于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出现了较大的地区不平衡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出现了扩大的态势。可是，到了90年代后期，在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乡镇企业生产不景气的情况下，农村内部的地区差距没有出现明显的扩大趋势。然而，与农村内部地区差距变化不同的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是不断扩大的。1990年至2003年期间，用变异系数衡量，不同省份之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是不断扩大的，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变异系数由1990年的0.192上升到1994年的0.278。在以后的几年中，不同省份之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异扩大速度虽有所放缓，但并没有出现缩小的趋势。

　　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意味着以教育为主体的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影响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变动情况为例，一方面，教育收益率表明了劳动力市场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回报的大小，另一方面，教育收益率越高意味着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的上升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从1990年的2.4%上升到1995年的近5%，又进一步上升到2002年的近8%。而且，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存在着显著的递增性，而且其递增幅度是不断上升的，也就是说，大学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群组与其他文化程度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了不断拉大的趋势。

　　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仍在扩大。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部门之间和行业之间的职工工资差距不断趋于扩大，成为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根据计算，从1988年到2001年期间，行业之间平均工资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从0.055上升到0.134，上升了近1.4倍。在行业之间工资差距的扩大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是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工资差距的扩大。以金融、保险业为例，1990年它的平均工资与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大体相当，到了2002年其平均工资比制造业高出74%。

　　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从一定的社会价值判断来看，一个社会收入差距中既有公平的成分，也有不公平的成分。当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过程中的不公平成分越来越大时，它给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

　　第一，一些利用多国数据对收入差距的经济增长效应所进行的估计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初始收入差距的大小与其后来的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收入差距越小的国家，其经济增长越有潜力；反之，过大的收入差距会阻碍经济增长。对此，中国读者也许会有不同看法，因为从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可以看到高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快速扩大并存的情形，这似乎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是不矛盾的。其实，中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收入差距特别是工资差距被制度性地压低。经济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部分地反映了体制转型的效应，即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效应与其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往往是同步的。然而，当经济转型过程结束后，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往往是与一些不可改变的制度性因素，如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利益集团等相关联的。这时收入差距扩大就会带来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环境。

　　第二，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缓解贫困。过度的收入差距，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就会不可避免，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尤其如此。大量的研究表明，贫困的缓解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呈正相关性，而与收入差距扩大速度呈负相关性。这意味着社会分配不公和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不利于缓解贫困的，即使经济高速增长也无济于事。换言之，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经济增长变成了富人的收入增长而与穷人无关。

　　第三，一个社会和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和谐和公平分配。在社会不公平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社会和谐是难以保证的。社会和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而互相尊重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格上的平等和尊严上的平等。在一个社会财富分配过于悬殊和严格区分等级身份的社会中，贫困人群或底层人群就无法保持其应有的尊严和人格，就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那么社会和谐就会失去基础。

　　第四，不公平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经济学理论上讲，消费是随着人们收入增长，单位增加收入中用于消费的份额不断下降，这也是宏观经济学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的基本含义。该理论的另一个推论是，在同一时期，低收入人群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说他们会将其收入增长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消费。也就是说，在同一收入水平下，在社会人群的收入差距越大的经济中，平均的消费倾向越低。在过去一段时期中，中国面临着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大家普遍意识到收入差距已经成为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情形下，绝大多数农民的消费模式还是温饱型的，他们由于受到收入增长的限制，消费需求也难以增加，进而造成了整个经济的消费需求不足。

　　第五，收入分配不公和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一个社会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不稳定性会随之上升；如果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社会不公现象如腐败和种族歧视交织在一起，那么社会不稳定性很容易演变为社会动乱。对于收入分配不公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中央早就有所意识，即使是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也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多次警告，如果听任少数人富有，两极分化可能导致出现“大问题”，甚至“革命”和“内战”。一些国际经验同样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犯罪率和暴力事件多发性是与其收入分配的过度不平等密切相关的。

　　如何应对收入分配问题？

　　面对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应该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化。为此，提出以下几种政策建议。

　　第一，当前我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表明了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和存在着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加快培育和发展更加开放性、更加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是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的有效途径。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不仅包括取消户籍管制、限制农民工进城等直接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也包括应努力消除公共服务的歧视性，如城市的公共教育体系应当同时覆盖到农民工的学龄子女、城市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住房制度应该将流动人口纳入到其服务范围，不应有所歧视。与此同时，尽快打破行业垄断。垄断行业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不仅表现在垄断行业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和高收入，更重要的是其通过操纵垄断价格不正当地攫取消费者剩余，普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

　　第二，建立保护弱势人群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弱势人群不仅包括城乡中的贫困人口，也包括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如失地农民、城市中的农民工、下岗失业家庭等。这些人群收入水平低，主要因为他们缺少获取一定收入的潜在能力。因此，对于这类人群收入再分配政策的重点在于提高其潜在能力，包括增强就业机会、提供必要的教育补贴、医疗保障及其他社会保护措施。

　　第三，增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共支出的差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职能应当从经济建设型财政转向公共服务型财政，更多关注于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和职业培训、公共救济体制、基础设施等方面，以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并为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力保障。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增加农村地区、贫穷落后地区的公共建设投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由于财政收入差异而造成的公共服务差异。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应当更多地瞄准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作为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应当建立起更加公平的税收制度，增强收入税的累进性，高收入人群应该按照更高的税率纳税，较低收入人群以低税率交税，贫困人群不仅不交税，还应得到转移支付收入，并通过物产税调节财富的过分悬殊。

　　第四，加快政府体制转型，消除权力和腐败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与政府体制转型密切相关。权力集中而又缺乏民主监督，极易导致寻租腐败，腐败所产生的收入分配不公具有极大的社会敏感性，其负面影响也是最为严重的。因此，应当加快政府转型步伐，减少权力与经济利益合谋的机会。（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教育报》2006年9月27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