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大学教授”又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北大副教授阿忆自曝每月工资仅4000元多，许多人认为是“哭穷”，接着媒体又爆出数百名北大教师外省购豪宅。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因其用娱乐化的语言品评名著，也被不少人争议。另外，还有一些“某教授在海外当保姆”，“某教授卖红薯”话题，等等。

　　有人曾戏称，中国的大学教授，除了教课不是话题，什么都会成为社会舆论的关注点。的确，相对于国外，中国的大学教授太受关注了。

　　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大学教授”，最根本原因在于把教授“完美化”、“崇高化”，用许多高尚的精神因素取代了对教授的职业要求。

　　在很多人眼里，教授是崇高的，应该安贫乐道。所以，教授怎能哭穷，况且你已戴着“北大教授”的桂冠，比全国广大收入和声誉都相对较低的老师们好多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按此逻辑推导，教授也不能太富，要讲求奉献，怎能到外地到处讲课，做其它行业赚钱，怎能买豪宅、置别墅，如此奢侈腐化呢？接下来的推导还有，教授应该是完美的，高雅的，怎能那么俗，用娱乐化的语言来讲名著，亵渎传统文化呢？易中天就应该“下课”！由此演变来的逻辑还有，教授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怎能“卖红薯”、“当保姆”？

　　归根结底，在很多国人来看来，大学教授太像一份“崇高的事业”，根本不是“正常的职业”。于是，教授们自然被“特殊关照”，对教授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在市场化的今天，虽然奉献精神依然值得鼓励，但是，以单纯的“奉献精神”、“崇高事业”来要求大学教授不一定全面。教授有权利在符合职业标准的基础上，趋于多元化。只要自己愿意，教授也有权“改行”，无论是当保姆或卖红薯。

　　有人说，大学教授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应该老老实实地在高校内“教书育人”。这话只讲对了前半句。因为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大学教授的任务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还在于拓宽大学生社会阅历和视野，培养职业素质，对学习方法和生活态度言传身教。试想，如果大学教授全是深居简出、只读圣贤书的“书生”，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将会怎样？

　　在许多国家，教授就是一份职业，和工程师、会计师、律师一样，都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教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研究是值得称道的专家，但除此之外他和平常人无异，自然也没有必要苛求更多。在西方国家，只要某人有兴趣，条件符合某高校的要求，就有可能成为教授。笔者在美国有位教授朋友，曾在摩托罗拉公司工作多年，积累了多年的工作经验后想当当大学老师，于是，应聘某著名高校，顺利成为教授，在大学讲企业管理非常受学生欢迎。

　　在西方，只要凭借自己的劳动，而不是违法乱纪，也符合其所在高校的工作要求，教授只要有能力，买车买房买别墅，甚至发大财，当总统，都不足以大惊小怪。比如，一战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原先就是大学教授；再比如，曾担任纽约大学风险管理学院院长的纽约大学终身教授詹姆斯·柯曼，另外一个身份是“股神”巴菲特投资团队的资深顾问和核心智囊，还被众多全球顶级企业和知名专业机构聘为特别顾问，可谓名利双收。

　　如今，国人观念中把教授神圣化，是因为中国高校是个相对保守的内循环体，里面的人出来不容易，外面的人进去也不容易，“一旦当了大学老师，一辈子就为了成为教授而奋斗”。久而久之，“教授”被笼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外界看来有些模糊。教授们的各种“非教课”行为，自然为人所诟病。

　　要打破这种思维误区，就要求大学变得更为开放，教授也应该是流动的。美国教授从政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最典型的例子如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基辛格博士、现任美国国务卿赖斯等，美国政界、财界和学界之间的转化通道畅通，进得来，出得去，这样，教授这一职业和其他职业，可以互相转化，互通有无。

　　以正常的职业眼光看“大学教授”，对大学教育本身也有许多益处。首先，有利于社会优秀人才更有机会去“传道授业解惑”，比如说，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外交官去给学生讲外交，其现身说法的效果可能要强于没有实践经验的“国际关系专业教授”。另外，以正常的职业标准去衡量教授，也会使舆论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为大学教授“减负”，教授也可以更轻松地在“教学和社会活动中相得益彰”。

　　原载《环球时报》 

（责任编辑　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