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和定位，这是无可厚非的，可偏离社会需求以及公众心理之外的定位，需要承受一种巨大的风险。

　　大学毕竟不是一块可以经常试错的试验田，朱校长，你做好了承受后果的准备了吗？

　　“高尔夫”修进大学校园，本来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北京大学、上海财大等高校拟建高尔夫练习场、把高尔夫作为学生选修课，清华大学也开设了高尔夫球课等等。新闻早就已被吵得沸沸扬扬，在舆论的批评声还未散尽之时，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的一番言论再次掀起了波澜，在出席一个论坛时朱校长坦言，目前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将在两个月后在厦门大学建成并投入使用，且“今年06级厦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其中对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的学生还是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高尔夫球。”朱校长在说这话前，势必想到过这番言论会引来什么样的嘘声，在“倒高”舆论一片的指责声中，为何高校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愿意把自己主动和高尔夫拴在一起？公众又为何会对高尔夫修进大学校园如此敏感呢？

　　争论焦点的关节点其实在于大家对高校教育定位的分歧：高校教育究竟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高等教育培养的究竟是学术精英，还是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高校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还是社会实践能力？我相信，在朱校长等高尔夫“主修派”的学校领导的意识中，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是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应该为他们输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观点听上去有理，但我也不敢过多苟同，市场中到底需不需要会打高尔夫的经理、律师、研究员、软件师呢，即便你是一个打高尔夫的高手，在大学生求职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又有多少企业或多少机会让你到高尔夫球场上大显身手呢？

　　当然，不同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和定位，这是无可厚非的，可偏离社会需求以及公众心理之外的定位，需要承受一种巨大的风险。任何冒险者都回避不了两种结局：要么成为吃螃蟹的英雄，要么付出昂贵的代价，至于目前遭受一点社会舆论的拷问，倒在其次。所以我想对朱校长们说一句，大学毕竟不是一块可以经常试错的试验田，你做好了承受后果的准备了吗？

　　当然即便如此，也并不代表我就赞同一些“倒高”派们的言论。以弱势群体或公众利益自居的一些言论，对大学修建高尔夫存在着天生的误区和理解上的偏颇。有人认为高尔夫是贵族的运动，是奢侈豪华的代表，或者占用土地资源等等，从国内外某些豪华的高尔夫球场来看，这个判断没有错，可搬到高校里的高尔夫倒未必尽然，目前大学修建的高尔夫都是占地并不多的练习场，并非18个洞以上的专业球场，所以并不需要太多投入，况且加上不对外开放的非商业用途，所以成本可以大为压缩，例如厦门大学的学生除了每学期要自付50元到100元往返高尔夫球练习场的交通费之外，并不需要支付额外费用。同时，“圈地运动”使得一些大学的土地相对过剩，修建成高尔夫练习场恰好也是一种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有人说，怎么没有听说国外哪一个名校兴建高尔夫球场呢？这种“凡国外没有的中国就不可以有”的逻辑起点本身并不值得推崇，还有些评论从高校经费浪费的角度来审视高尔夫的兴建也未必全面，试想一下，如果某个高校不建高尔夫球场，但却建了价值不菲的体育馆、教学楼，甚至豪华的教师公寓等等，怎么就没有人站出来指责呢？还是因为，在国人心目中，代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高尔夫”太容易触动人们的敏感神经了吧。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并没有为大学开设“高尔夫”进行辩解的意思，我们可以批评大学的这种做法，但更重要的是要批评在点子上，对一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做法不要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好比有人认为，大学还有那么多贫困生，有这闲钱为什么不去资助，那未免就进了道德至上的均贫富误区了。我们的社会是有贫富分化和利益不均，但主要应靠社会制度去平衡，我们可以提倡但不能奢望所有的有钱人都搬出自己的洋楼，降低自己的生活消费来进行慈善捐助，那样对社会的整体进步反而是一种伤害。换句话讲，个体也好，学校也罢，只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的自主行为，我们都没有必要横加指责，更没必要通过媒体或舆论审判使其改弦更张，与其这样，我们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维护上，这样对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将会更有帮助。

　　原载《广州日报》

　　（责任编辑　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