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21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二所首都高校一百八十名大学生参观了中国外交部，其中有六名同学还有幸进入李肇星部长办公室参观。这是外交部长办公室第一次对非公务来访者开放。

　　这六名同学是幸运的。如果说作为共和国外交部长办公室第一批“非公务来访者”，有幸与具有“明星”气质的部长“面对面”，体现的还只是“公众外交”良性互动的一个“点”的话，那么，下面的这组数字则更具有“面”的意义：2003年9月以来，外交部已经先后举办了11次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公众开放日”活动，接待了来自全国30个省市40多个行业的2800余名公众。

　　通过“公众开放日”这一平台和渠道，让普通百姓走进外交部，与外交官直接接触，亲身体会外交工作，拉近了政府机关与民众的空间和心理距离。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亲密接触”，说明外交工作已经不再只是停留在政府与政府间交流的层面上，而是更加重视、回应公众的意见。这种公众外交思路，体现了政府和民意的双向良性互动。

　　然而，与大学生可以成为外交部长的“座上宾”相比，我们的一些政府机关，却远没有外交部长的办公室这般“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别说是进办公室，就是政府大门，如果没有什么介绍信之类，是休想踏进大院半步的。这种“有围墙的政府”，不但在无形中拉大了与百姓的距离，而且也使政府的决策在一种封闭的而不是通透、开放的状态下运行，不能及时的聆听民意。

　　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外交部“公众外交”的经常化、多样化和制度化，一是取得了公众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与支持，提高了外交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二是随着外交部大门向普通参观者的开启，原本“冷冰冰”的外交领域，正呈现出越来越浓重的“民本”色彩。这种转变，无疑正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执政为民”思想的具体体现。

　　公共性是政府决策的本质属性。所以，大学生走进外长办公室以及“公众外交”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作为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协调利益关系的公共决策，应该吸引社会公众参与进来，应该为社会公众参与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信息条件和程序保障。不但是外交领域需要“公众”，一切公共事务，都需要公众的参与，都需要决策部门把办公室的大门打开，敞开心扉，拥抱公众的来访。

　　民意能够充分、自由地表达，政府能够及时地了解、解决民众提出的问题，这是现代社会政府与民众良性循环的表现。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和人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立政府与民意的良性互动机制，已经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契机。从这一方面看，作为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的一个样本，“公众外交”值得我们的公共管理部门好好学习一下。 
 

　　原载《大众日报》

（责任编辑　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