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周在《新京报》发表《怎么能上得起大学？》一文，提出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着手点是推行教育券制：政府把给大学的教育经费，以教育券形式按人头分摊给考过一定分数线的学生。比如，考过重点线的学生领一张面值万元的教育券，考过普通院校分数线的学生领一张面值八千元的券，然后让各大学放手竞争。你吸引一个手里拿着一万元教育券的学生，他就可以用教育券缴学费，多退少补，学校把收到的教育券拿到国家那里兑换现款，由此获得经费。这样，市场逻辑将支配高等教育竞争。那些学费高，教育质量差的学校，就将因招不到学生而被淘汰。

　　文章刊出后李清先生在《东方早报》撰文《穷人上大学不能靠发教育券》，对我进行全面批评。其批评值得回应，以进一步澄清教育券的理念。

　　他的第一条理由是：一旦实行教育券，上哪个大学的选择权就落到考生手里。而全国有上千所大学，考生怎么进行明智选择？这样的批评充分说明计划经济已使人们的头脑僵化到了什么程度！照这个逻辑，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个错误。因为市场竞争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市场上商品岂止千万，消费者能选择吗？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图省钱买便宜货最后吃亏的消费者。难道能因此否定市场经济？

　　事实上，美国许多穷学生就是拣便宜学校上。我班上一个学生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后来到了我们这个不知名的小学校。原因一则家里没钱，二则父母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油漆匠，根本搞不清楚斯坦福和我任教的萨福克大学有什么区别。结果怎样？他受了大学教育，是个前程无量的年轻人。已有研究表明，二三十年前被常春藤大学录取，但因类似原因而跑到小学校去的学生，如今平均收入水平和当年上常春藤的人没任何区别。便宜大学，给穷人提供了一个起步的地方。关键是有配合性的制度措施。当然，只有合格的大学才有资格接受类似教育券的奖学金。不过，人家的“合格”尺度，还是相当宽松的。

　　李先生还进一步反对我更温和的改革方案，即国家按学校学生注册的人数拨经费。理由是按人头拨经费，以一人两三万的规格，招一万人也就两三亿，根本不够。这也恰恰说明我们习惯了以寻租方式办大学的人，思维早已陷入死胡同。第一，国家拨的是教育经费。应按什么标准拨？难道按处长科长人数、校门大小，或是否有高尔夫球场拨？新东方这样的民办学校，什么拨款也没有，现在怎么样？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起家时是一个律师在自家起居室教六七个穷人。就按一人两三万的价码算吧，一个老师教十个学生，学费收入就是一年二三十万。八万当教师工资，剩下的钱主要就是房租。怎么会不够？你要是能在家里开高质量私塾，通过评估认证发大学文凭，并用自家起居室当教室，省下房租，一年十个学生收入就二十万以上。如今我们有多少教授能年收入超过二十万？钱都哪里去了？大学如果不能和这样的私学竞争，就说明效率低，应该关门。

　　第二，教育券当然只是学校收入的一部分。你能给国家或有关企业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有信誉赢得人家的投资，一些额外资金就进了大学。拿了钱做不出东西，你牌子就砸了，这也是竞争。别以为你顶着个什么一流大学的牌子就可以自动获得拨款。

　　李先生还自以为指出了我的“硬伤”，说目前最便宜的大学学费也要三四千，穷学生拿了教育券也上不起大学。要知道，天下很少有所有人都上得起大学的地方。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怎么让更多的人上得起大学。比如，一个穷学生拿到面值八千的教育券，可以到一个生活费用低的偏远地区上大学，缴三四千学费，剩下四五千当生活费。在这种条件下，能够上得起大学的人是否比现在多得多呢？这样一来，偏远地区办学成本低，学费低，生活费低，在教育竞争上有一定优势，人才(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可能流动过去。市场就会自发地解决教育上的区域不平衡问题，甚至可以对解决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教育券并非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她不适合的，是我们顽固不化的老脑筋。

　　原载《东方早报》

　　学生怎么才能上得起大学

　　大学费用早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为高学费辩护的人，有把大学教育称为“高消费”的官员，有抛出“学费越高对穷人越有利”的主流经济学家。但是，这些从“市场逻辑”来论证高学费合理性的人，往往忘了关键的一点：这样做会使许多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弟上不起学。［全文阅读］

　　穷人上大学不能靠发“教育券”

　　 薛先生建议中最大的“硬伤”，在于他充其量可以让大学实现优胜劣汰，却与让中低收入家庭子弟能上得起学，实在达不成多少因果关系。因为既然大学的经费由国家拨给，收多少学费就不是能自己说了算的。——事实上薛先生也没考虑到，大学还可在拨款之外获得经费。在笔者看来，只要学费标准与居民收入的总体比例没动，穷人家的孩子选择上哪一家大学，恐怕都要让他们的父母愁上一阵子。 ［全文阅读］

（责任编辑　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