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怀疑上述情况的真实性的话，那么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起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事故。

    所以这么说，不仅是因为，在这件事中，几乎没有一般重大死亡案件之中常见的“传奇”情节——如投毒、报复、仇杀等，甚至也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大奸大恶性质的凶手（三名嫌疑人，对此事实际上是浑然不觉的）；更是因为，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看，导致这一事故发生的种种情状，对于时下许多地方尤其农村贫困地区来说，其实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具有某种难以撼动的必然性。比如，电力设施缺乏下聊以敷衍的发电机，经济落后条件下因陋就简的乡村教学点，得过且过、隐患丛生的学生寄宿环境，等等。

    为此，有评论如是感叹：“孩子死因查明，我们能够怪谁？”确实，能怪谁呢？——怪发电的工人？毕竟他们并非故意，而且发电也是学校的需要。怪学校、怪教师？农村教育贫困、匮乏的现实，难道是他们可以左右和改变的？于是，结论似乎只能是这样了：虽然事故如此让人痛心、死亡如此令人惊悸，然而它的原因、背景，却混沌一片，处于一种茫然无依的“无事”状态。

    由此不能不想起，70多年前鲁迅先生在评介果戈理名著《死魂灵》时所提出的一个命题：“几乎无事的悲剧”——“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且介亭杂文二集》）

    然而，追根结底，悲剧所以能“无事化”，并不是因为其中真正“无事”，而恰恰是因为事情郁结、积淤、压抑得太深、太久。比如，长期城乡分治、社会结构扭曲于“断裂”环境下，农村社会发展和教育事业投入严重不足，进而导致乡村文化教育的困顿失血，空洞化、沙漠化。

    是的，面对如此纠缠，交织了太多历史、社会因素，几乎“客观化”的“无事”存在，不是哪个单一力量可以凭一己之力一时热情，就能在短期内给予迅速改变扭转的，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谁能担保类似山西蒲县6名小学生突然死亡这样“几乎无事的悲剧”不再发生。但是，问题的庞杂、难以迅速改变，不等于不能改变、不该改变，更不等于可以以此为由袖手旁观、拒绝行动。毕竟，现今不是19世纪的俄罗斯，也不是20世纪初的中国，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上，我们都已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源，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以只争朝夕的作为，去尽快破除这一再置悲剧于“无事”的乡村之困、教育之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该怪谁”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就怪我们自己”———责怪更催促我们每一个对“几乎无事的悲剧”犹有良知痛感、责任使命意识的社会公民、组织，去反省去行动。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真正摆脱面对悲剧时的“无力感”，并最终走出“无事”之困、悲剧之境。（湖北职员 张贵峰）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