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时评”近日发表了郭松民先生的《历史教科书从来都不是客观的历史描述》，认为由于历史教科书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不可能和客观历史完全重合，故而，我们就只能将政治正确的那一部分历史展示给学生，而政治不正确那一部分则不可说也。文章十分雄辩，但我并不赞成其观点。

　　在这里我着重谈一下，我们是否应该以政治正确的标准来选择性地编写历史教科书？《历》文为了论证这一点，列举了大量名人名言，我在这略抄两段：“而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贝克尔则走得更远，他为历史做了一个他认为最恰当的定义：‘历史就是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这就是说，被记住的，才是历史，没有被记住的，就不是历史”；“正如福柯所言：‘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这些名言在它原文的语境里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但在《历》文语境中，我将之“翻译”一下就是另一句史学名言：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但老实不客气地说：这就是一种强盗逻辑！它实际就是在说，你只要握有权力，你就可以肆意地打扮历史这个可怜的小姑娘了。这并非没有恶劣先例，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抢到龙椅以后，就曾大肆地篡改、捏造史料，抹黑大哥，贬低父亲。如果说在古代那种绝对集权统治下史学的这种命运难以避免的话，那现代历史科学对此就是极力反对的。

　　当然，写历史书的是人，每个人的意识形态偏见是无可避免的。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想完全地回归到历史的真实，实际也是做不到的。对此，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西方国家历史教科书产生的办法。他们教科书的编撰权在民间，而后交由教育主管部门审定，审定的内容主要是有无错别字，有无史实错误。最后由学校在各种版本中自行选择，选择权主要在中小学历史老师手中。另外，在西方的学校体制内，家长也有比较大的发言权，教育部门权力的影响力则比较小。

　　这样做有其好处。首先，在多种版本之间，偏见中和了偏见。更重要的是，那种偏见发展到扭曲程度的教科书会自然得到淘汰。因为，中小学历史老师握有最大的最终选择权，而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使得他们对历史真相有着天然的维护。

　　例如，日本极右翼分子编撰的扶桑版历史教科书，虽然背后有着强大的权力与财力支持，采用率却没有超过0．5％。而著名的家永三郎历史教科书诉讼案，背景就在于，日本在西方体制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怪异的“教科书调查官制度”，直接动用权力干涉教科书的编撰。家永方的主要诉讼理由就是：官方有权审定我历史教科书中的史实错误，但无权要求我写什么，不写什么。最后家永三郎胜诉。

　　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应该尽量接近朴素史实，这是现代历史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写历史著作与历史教科书，对一个历史学者的职业要求是不一样的。写历史著作时，他尽可以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但当他写历史教科书时，就要尽可能不夹带自己的私货。至于对历史事实进行怎样的价值判断与解读，那得由学生自己去进行。谁也无权剥夺一个人独立思考与判断的权利，即使那个人是个中学生。

　　原载《中国青年报》

历史教科书不应该和历史完全重合

　　在这个问题上，和遮遮掩掩的中国学者相比，倒是一些西方学者更坦率一些。比如当代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就强调，一切历史认识都取决于认识者或研究者自身的感受和理解。而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贝克尔则走得更远，他为历史做了一个他认为最恰当的定义：“历史就是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这就是说，被记住的，才是历史，没有被记住的，就不是历史。[全文]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