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又刷新了自己的纪录，在近日一场历时10小时的签售活动中，她共签了15060册书。按每本写两个字计算，于丹10个小时写了3万个汉字。如果读者有心，应该赠 于丹一瓶红花油，因为她的右手“已经快要写残了”。

　　这个时候，“十博士”出现了，操着“于丹之流”、“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向全国人民道歉”等曾经熟悉的语言武器，要将于丹赶下讲坛。文科博士是一个奇怪的物种，“联名抵制”成了他们最惯常的姿态，也许不久，“十博士”将以帮派式的讨伐动作成为文化专有品牌。

　　十博士的做派反衬出了于丹的谦谦风度，她以“我相信群众”的低调姿态争取了民众。而于丹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对图书市场繁盛所做出的贡献，使得十博士的批判不得人心。她还顺便激活了一个百年老字号企业（中华书局）。那么，以十博士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批判于丹的原因何在呢？在我看来，文化保守派攻击于丹，第一个原因是两派的雅俗分歧，更重要的是为一个“出身寒门”的同行独占资源而愤怒。在他们看来，于丹借助强势平台，对传统文化消费市场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造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垄断。这与去年红学家们对刘心武的围攻事件如出一辙。“资源垄断”说应该是有根据的，作为央视“百家讲坛”力推的主讲人，于丹继去年“十一黄金周”凭借连续7天7讲的《〈论语〉心得》一炮打响，今年春节又从年初一到年初十连讲10天的《〈庄子〉心得》。全年最黄金的两个档期一人独占，于丹与张艺谋的古装大片“独霸档期”倒有相似之处。

　　于丹的“过错”也许在于，同样是贩卖老祖宗遗产，当同行还停留在着汉服、开私塾、教读经、傍老板等小农生产方式阶段，她已经开始像卖脑白金麦当劳一样开始了“机械化”，大致手法是制造一个无益也无害的保健品，启动强大的宣传机器，瞄准淳朴憨厚的大脑，收割超大规模的利益。现代化大生产程度的不同，让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了天壤之别。“拉客粗暴，宰客太黑”，于丹的行为当然是精英文化人所不能容忍的。

　　其实呢，十博士与于丹有点大水冲了龙王庙，文化保守派与《百家讲坛》派在大的宗旨上并无很大差异，都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为中华之崛起而搞国学，都能与文化战略挂得上钩，只不过由于占有资源不同，操作手法有差距，导致了现实收益的严重不均，这才出现了内讧，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自一开始，于丹就被冠以各种绰号，学术超女、女易中天、女卡耐基等等，但从文化贡献来看，她被称做“女张艺谋”也许更准确一些。张艺谋是传统文化的装修大师，于丹至少也是古籍经典的调色高手。无论英雄戏、古装剧还是“孔子戏”，其实都是文化合唱里的不同分部，张艺谋是带着秦腔味的领唱，于丹则扮了花腔女高音。

　　本报文娱评论员　潘采夫

　　■观点PK

　　于丹完全有理由不介意

　　老实说，无论是在T恤上书写“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的年轻人，还是那背了唬人牌子的十个博士，既代表不了所有青年，也代表不了所有论者和所有博士，更代表不了中国所有百姓。几声“之流”的嚷嚷，既显无聊，更早已淹没在熙攘的书市喧哗中，何须介意？再说，于丹说《论语》、《庄子》，不是学术性解读，无须以学术的“重要的事情”般正襟危坐地对待。她走红的现象背后是日益兴起的读经热。

　　何况，而今早已进入“眼球经济”时代，越是怪异，越是非议，越是走红，这是经实践反复证明的“经典理论”。

　　在公众看来，20多岁男子在T恤上写“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不过是借于丹炒作自己；十博士要于丹“下课”，即便不是作秀，也分明显露不成熟的意气用事。于丹尽可因之而哂笑：博士一作秀，书市更红透。

　　李北陵（重庆市民）

　　反对于丹的学术普及方式

　　我所反对的并不是学术的普及，而是于丹的学术普及方式，她的解读明显缺乏学术上的整体性把握，不过是一种经验式、感悟式的知识贩卖，又何来学术普及呢？很久以前，港台一些所谓的明星作家，就已然如此“感悟”了。不过，人家送给读者的就是原汁原味的个人随想。于丹则不同，她所占据的是“百家”和“讲坛”的学术高台，在大众面前就是学术普及的代言人。这样堂皇的招牌下，却只是出售一点披着学术外衣的个人随想，难道说不会对大众亲近经典带来误导？任何一个喧嚣浮躁的社会现象的出现，都需要理性的质疑与深入的思考，而不是一味的鼓噪与庸俗的喝彩。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丹现象的任何理性批评，笔者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即便像十博士那样旗帜鲜明地“抵制”，也并非如一些以理性自居的评论家所指斥的那样只是一种“暴戾的行为艺术”——尽管笔者也并不赞同他们的表达方式。

　　卢荻秋（安徽教师）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