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论语》、《庄子》等国学经典的大众化讲解，被许多人视为“快餐化”的庸俗误读。笔者以为，国学“快餐化”是将晦涩难懂的国学经典最大限度地通俗化、人性化和大众化，是时代必然。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下，人们对于文化的消费往往是通过电视、网络和畅销书籍这类大众文化载体来实现的。这决定了国学经典如果要传播到民间的意识形态之中，必须要经过适合民间口味的“快餐化”改造。列宁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淮南子·诠言训》也说：“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国学快餐”就是国学经典的“通俗化”。就像网友们所说，国学经典是不好消化的豆粒，“国学快餐”则是容易吸收的美味豆腐。

　　“国学快餐”的流行象征着民意和时代的胜利——改变了国学经典尘封于图书馆和寄生于学术的高高在上，打破了文化界独品的学术特权，打通了人人共享国学文化的渠道，使普通百姓和学术界拥有国学经典同等话语权。事实上，《论语》、《庄子》抑或其他国学经典，学人解读也只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国学快餐”则是普罗大众的一家之言。以一家之言批驳另一家之言，难免文化霸权之嫌。而且，《论语》从其诞生的那刻起，就充满了儒家改造社会的现实理想，“礼”和“仁”是一种入世的工具。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也凸显《论语》绝非学者空谈的学术，而具经世作用。从于丹们的“国学快餐”看，恰恰是汲取《论语》和《庄子》中的智慧，形成对现代人思想启迪和为人处世的“道”，指导人们和谐相处，具有现实意义。

　　所以，“国学快餐”反而更合乎国学经典的思想。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认为，“如果传统国学和现代文化的创造结合得不够，也就谈不上以新的观点去看待未来。”

　　“国学快餐”作为传统国学的“现代文化创造”，说不定将来也会成为经典。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历史学家房龙将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改造为通俗化的《圣经故事》，成就其“文化史权威”；英国散文家兰姆姐弟将莎士比亚深奥的戏剧作品，改编成通俗易懂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风行全球，原汁原味的莎翁戏剧反而少人问津；《苏菲的世界》则是以侦探小说的模式和语言，解析哲学史上最牛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从而成为20世纪100部经典之一；法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伏尔泰则以人文学者的莫大勇气，对牛顿经典力学进行最通俗化的解读。伏尔泰说：“我最先敢于用明白的语言，向我国人民揭示了牛顿的发现。”物理学家霍金的科普畅销名著《时间简史》，则是对经典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最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阐释；在美国，好莱坞则是一部打碎人类所有经典的娱乐机器，无论是美国本土的马克·吐温还是海明威，抑或欧洲的塞万提斯或者狄更斯，其经典文本都不过是故事的素材，最终的产品都是充满大众色彩的快餐文化产品。

　　相较于西方国家文化人士对经典名著的通俗化再造，中国国学“快餐化”的大众改造还处于初始阶段。在大众文化刚刚在中国兴起的进程中，学界精英们还没有做好启蒙大众和走向民间的思想准备，易中天和于丹们才在国学卫道者眼里成为叛逆者。早在去年大众文化兴起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如果说从打破学术垄断国学经典话语权的角度讲，这种启蒙大众的文艺复兴是绝对必要的。美国著名文论家莱斯利·菲德勒曾经断言：经典文学已经终结，当代西方文学实际上是通俗文学。这也说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快节奏下，现代化的关键词是“通俗”，任何经典要想在现代社会发挥影响力，也都要经历“通俗化”的改造。多元化的中国已经和全球文化的脉搏共振。

　　在全球同此凉热的文化背景下，国学经典的快餐化体现了一种契合时代的趋势。因而，中国需要更多于丹那样的“快餐文化”先锋，大众期望更多的国学经典走出书斋，成为滋养民间的“国学快餐”。

　　有趣的是，被国学卫道者奉为圭臬的《论语》本来就是通俗的大众启蒙读物。一方面那是孔子和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的对话集，充满了人性化色彩，另一方面，《论语》和“六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私塾时代，《论语》是仅仅高于《三字经》和《千字文》的入门教材。也就是说，《论语》本来就是通俗的“国学快餐”，于丹只不过是用现代化的语言使《论语》回归本来的启蒙大众传统。至于《庄子》，其纵横恣肆和超然物外的精神从来就非国学正统，而是一种民间独立精神的象征。在多元文化时代，这种精神同现代人追求自我个性的诉求是合辙的。反对“国学快餐”启蒙大众的行为才违反了国学的真谛，才是自以为是的误读。(作者是江苏学者)

　　原载《环球时报》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