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黄金周期间，一个在职业生涯中似乎从未与孔子和孔子研究发生过任何关系的小女子，居然堂而皇之地在当代中国媒体之王——中央电视台上解说《论语》，并且眉飞色舞地一连讲了7天。让人惊讶的是，这个不知道是否真的看懂了《论语》的影视学教师，居然(又一个“居然”)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并掀起了一场《论语》热。一时间，她的讲稿和所有沾上《论语》字样的书籍，都在各大书店畅销起来。

　　出版她的《庄子心得》一书的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的总编说，春节刚过，人们就排起长队等购于丹的书，一对老夫妻冒雨伫候。老汉说：“我们天天吵架，准备离婚，听了于丹的讲座，心里很舒坦，不想离了……”书在热卖，名在鹊起，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看的，既有里子，又有面子，这是她应得的吗？

　　于丹是谁，她算老几，是什么让她7夜成名？确实，如果按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学术水平和所花的时间来排序，在全国范围内，说保守点，她可能排在1000名以后。如果按演讲水平排序，她是否能进入大专院校辩论赛决赛名单还是个问题。那为什么选她讲《论语》，是因为她长的漂亮吗？大概也不是，她的脸让人看到的欲望大约多于美丽。这就不能不让人们联想起媒体暴力，想起与这种暴力的暧昧关系，想起藏在经典大氅里的牟利动机……以至于有“中国辛普森”之称的王小峰在他的博客里把“百家讲坛”称为“败家讲坛”，或“出版讲坛”。

　　不能说没有人看透这个把戏的暗道机关：社会与学术评价系统的瘫痪，媒体资源的占有者优先，以及遴选机制与公开公平的绝缘……所有这些导致的社会财富和社会名望的分配严重不公，必然引起社会愤懑。但愤懑之气的喷射口，一般是整个体系最薄弱的地方。在“《论语》心得”这个案子里，我看到了两个喷射口，一个是孔子(他老人家可能早就知道，他迟早要给他的同胞当出气孔，所以干脆姓孔)，另一个是于丹。一个是死古人，另一个是弱女子。爱死古人的，拿弱女子开刀，比如徐晋如等10个博士生和硕士生；放弱女子一马的，拿死古人开涮，比如黎鸣。

　　自称“思想狂徒”和“哲学乌鸦”的黎鸣，倒更像是一头西班牙斗牛，一看见孔子的名字，就像看见红布，暴怒地猛冲过去，嘴里还喷着白沫，哞哞地叫着：“一个诡计，坑害了中国人两千多年”，“《论语》，中国人的宿命之书”，“孔夫子，中国人的人格分裂之祖”，“孔夫子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孔夫子彻底掐断了中国人的慧根”，“孔夫子倒栽了中国人的‘智慧之树’”，“我的批判孔夫子及其儒家的网上宣言”，“中国要崛起，必须从审判孔夫子开始”，“孔夫子是禁绝中国人思想、言论自由权利的始祖”……这些都是黎鸣博客文章的标题，但更像是大字报上的标题。我以前认识黎鸣兄，没觉得他疯到了这种程度，大概都是博客点击率害的。

　　徐晋如等人没有这么“辣”，但却相当“酸”。他们3月1日在网上公布了“讨于丹檄文”(最早刊登这篇东西的应该是徐晋如自己的博客“晋如语类”，题目是“中大博士生发起呼吁媒体应有良知不该炒作于丹”，天涯社区网站的“天涯头条”以“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为题于3月8日转载)，把这两个标题对照起来看，非常有趣。一个锋芒所向是媒体，另一个剑尖所指是于丹。同一篇文章，为何被标出了两个靶子？这正是这篇檄文的耐人寻味之处。其实，他们反感的并不是于丹说了什么(在他们的檄文里甚至没有引用于丹的任何一句话)，而是反感媒体全力推销于丹所说的。他们并不在乎于丹是“厕所”，他们在乎的是媒体“把厕所当客厅”，而忽略了他们这座圣坛。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篇檄文就是这座圣坛上冒出的香烟，可我分明从其中闻到的是醋味：

　　——“我们认为，对一个凭借强势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以阉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乐事的高学历文盲，予以如此不恰当的‘关注’，其结果只能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走向衰亡。”［评注：他们关注的不是于丹如何“猥亵孔子”、如何“阉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而是“强势媒体”用它“巨大影响力”“不恰当地‘关注’”那个“高学历文盲”于丹。简单点说，他们关注的是关注，是对别人而不是对自己的关注。］

　　——“当然，在民主时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学者虽然没有钱，但是学问自身的愉悦足以补偿一切；如果在社会生活比较有标准的地方，于丹之流会很富有，但没有社会地位。因为主流的声音会告诉世人，他们有钱但并不值得尊重。”［评注：这是在拿儒家传统的社会等级思想揣摩当代民主社会。在民主社会，社会地位并没有我们这儿重要。在哈佛大学，你闭着眼睛在街上走，不小心就能撞上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每天迈着他的高脚鹭鸶式的步伐走向他的办公室，途中遇到的微笑，一点也不比站在哈佛广场上的无家可归者多。他们这段话，倒是让我看到了一点不真诚：既然“学问自身的愉悦足以补偿一切”，又何必在乎于丹之流的社会地位呢？显然，“学问自身的愉悦”并没有补偿他们的一切，他们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虚需要“社会地位”来填补。如果没有社会地位填补，只好让醋意来填补了。］

　　——“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谁还会关心那些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谁还愿意从事那些艰辛的然而却是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研究呢？”［评注：引导灵魂向上的力量难道还要“社会荣誉”来引导吗？社会荣誉引导的常常是虚荣心和嫉妒心。对于那些真正引导灵魂向上的人们，恰恰获得的可能不是社会荣誉，而是饥饿、监狱、绞索、放逐和十字架，荣誉是身后的事情。孔子生前也是惶惶若丧家之犬呵。当下的社会荣誉常常是飞溅的泡沫，总是喜欢青睐功利、流俗与肤浅的东西。与其愤愤不平，还不如采取宋丹丹诠释的公鸡态度：“下自己的蛋(学术的蛋)，让别人(于丹)去说吧！”］

　　如果说，徐晋如等人所谓的“无良媒体人”“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他们自己也难逃把醋坛当圣坛之讥。

　　孔子是你家的“神”，还是大家的导师

　　10博士檄文指责于丹“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的祖师爷孔子不就是个“耍嘴皮子”的？他老人家几乎没写过什么字，与他有关的三部儒家经典，《论语》、《大学》和《中庸》都是他讲课时学生记的课堂笔记和课堂讨论时的记录，以及日常生活中他回答学生和政府官员问题时所说的只言片语，有的被当场记下，有的事后从学生的记忆里被提取出来。

　　不仅孔子是个“耍嘴皮子”的，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也是个“耍嘴皮子”的。佛教中唯一可以算是中国人创作并被世界公认的经典就是《坛经》，而《坛经》就是惠能大师“耍嘴皮子”耍出来的，也就是布道布出来的。当时在大梵寺讲堂中，听他耍嘴皮子的有10000多人。他自己认识的字数，不会超过他手中的念珠数，念珠至少有20颗吧，可惠能却不认得神秀上座竞选六祖宝座的20个字的偈语，还要别人念给他听。自己口占一偈，却不会写，还要请人帮他写在房廊上。神秀是教授师，惠能是伙房的文盲，结果，教授输给了文盲。徐晋如是博士候选人，于丹是博士、教授，前者却称后者为“耍嘴皮子”的“高学历文盲”，不知道文盲与非文盲的界限在哪里。或许，在徐晋如等人看来，凡是不研究儒家或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不论你学历多高，皆为文盲。

　　在耍嘴皮子的人中，孔子和惠能还不是最牛的，比他还牛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在12岁的时候就辩才无碍，在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里与经师们辩论，有时他提出一些问题来诘难经师，经师们提出的问题，他竟能对答如流。事实上，整部《新约》，记录的都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的事迹及其布道语录，也就是“福音”。

　　我当然不是说，于丹的讲演堪比孔子、惠能与耶稣的言论，我只是想求教于在博客上写“语类”的徐晋如先生，是否一定要用说与写来划分思想与文化的层次？说就是“耍嘴皮子”，写才是“莫测高深”？在我看来，真理既可以被写出来，也可以被说出来；既可以从故纸堆里考据出来，也可以从鲜活的生活中体悟出来。皓首穷经未必能成正果，口吐莲花也未必没有可能。说与写都是形式，关键是说了什么或写了什么。

　　其实，写檄文的博士们并非不懂这些道理，他们只是在发泄自己的领地被侵犯的不满情绪。孔子被看成是他们家的奶酪，不让别人碰；或者被当成自己神龛的神，不让别人供。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让人“敬畏”，也没有必要让人“敬畏”，大概是研究他和它的博士候选人们希望他与它让人敬畏。让人敬畏的东西会成为少数人的专利，门槛越高，能进来的人就越少，就越容易成为自己专用的吃饭家伙和供奉自己的圣坛。

　　在人类生活领域，越伟大的东西越不让人感到敬畏，而越是让人感到亲近。上帝和他的圣子是我们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伟大的存在，但他们父子俩和门徒们的言行录——《圣经》，西方的贩夫走卒皆可诵读，对于写作者，它是散文范本；对于文盲，它是识字课本。它讲的道理，就像你裤兜里的手绢，触手可及。《新约》里有关施洗者约翰有这样的记载：

　　“有些百姓问约翰，如何才是真正地悔改了，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也当这样做。’又有税吏来，要求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来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