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结束的世界汉学大会上，德国汉学家顾彬以酒作比：“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这番言论再次将中国当代文学引入了公众视野。和去岁年末引起轩然大波而又吊诡的“垃圾论”不同，这次顾彬则是直言不讳：一是他推崇中国现代作家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家视野，认为当代作家不懂外语缺乏睁眼看世界的勇气，根本算不上作家；二是用全称判断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现在的中国作家都是业余的”。

　　对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顾彬言论偏颇狭隘，不能将作家和翻译家划上等号，顾彬“这样的全称判断，已经不是一个学者在学术会议上讨论问题的姿态，有点哗众取宠”。不过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和诗人王家新则认为，要理性认识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不可以情绪化解读。

　　笔者以为，评价当代文学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课题，简单地臧否是没有意义的。倒是与会的捷克汉学家高利克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语值得我们反思，他说：“顾彬相当于“魔鬼”，而他本人则是“安琪儿”。“魔鬼和安琪儿都是上帝的儿子，安琪儿总是表扬上帝，但上帝也需要一些批评。”作为人学的文学，其学术性言说的丰富多彩和“百家争鸣”才显示其恒久的魅力，单向性的评价是违反文学规律和人性特点的。如果说上帝都允许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自然要接纳文学史学者的主观评议。即便顾彬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偏见的“魔鬼”，文化界也应有包涵不同声音的雅量。事实上，相对于肯定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家之言，顾彬的言论是另一种一家之言，这两种声音应该是平等的。值得关注的是，顾彬作为德国的汉学家，能够在西方价值观仍处于世界主流地位的情势下，沉下心来撰写《当代中国文学史》，足见其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深沉严密的研究，显然不是哗众取宠的浮躁之言。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几无像样的当代文学史，一方面是由于文学史学者深处庐山的时代局限，另一方面，是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确实乏善可陈呢？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入史的文学须有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来支撑。我们的当代文学具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笔者不敢妄评，而从活跃在一线的中国当代作家的评判看，他们对中国文坛的批评和顾彬并无本质不同——陈忠实提出当代文学缺乏“思想”；铁凝认为缺少“耐心和信心”；莫言认为缺乏“想像力”；刘再复认为缺少贵族精神和忏悔意识；崔卫平认为文学要打破行业的隔阂，要铁肩担道义，关注新思想的潮流；丁东认为文学要看得懂，要有历史使命感，进步责任感，描写底层的文学最好；傅国涌认为文学要面向当下火热的社会生活……(见4月3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当代文学确实处于被时代异化的动荡时期。“魔鬼”顾彬的评判或不中听，但是他的批评里有渴望中国当代文学回归经典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对中国文学爱深恨切的真挚情感。确实，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们的精通多种语言的文化底蕴是当代作家所不具备的，前者昭示着一种宽阔的视野，后者则是坐井观天时的文化自慰。从心胸、视野和对文化的理解力言，中国现代文学的确是中国当代文学所无法企及的。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而言，当代作家如果没有多语言写作的能力，没有对异质文化的感悟力，中国当代文学要走向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几乎都是以西语写就。就此而言，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是善意的。

　　从世界当代文学嬗变的情况看，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业务化”的评判也符合时代潮流。美国著名文论家莱斯利·菲德勒在其著名的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圣经的《越过边界——填平鸿沟：后现代主义》中提出，经典文学已经终结，当代许多知名作家的写作已经趋向大众化。中国当代作家的“业余”也濡染上“大众文化”的影子。

　　原载《深圳商报》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