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源 最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引起了极大争议，在书中，李零认为，《论语》是一部孔门师生一起聊天的书，孔子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周游列国，怀才不遇，是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而任何像孔子一样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他是读书人的宿命的缩影，是所有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者的缩影。而以陈明、蒋庆为代表的新儒家代言人近日更是对李零的这一新作进行了集中批判，把李零形容为一老愤青，将《丧家狗》比作“垃圾”“末世之书”。(5月17日《新民晚报》)

　　A孔子这回真的要哭了

　　大家也许还记得，去年某地一位艺术家创作了一尊孔子的雕像，作品名字就叫“孔子哭了”。现在，如果孔子地下有知，他可能真的要哭了。

　　教授就是有水平，也很有“魄力”，几句简单的综述，就把千年以来，赞颂孔子的读书人全骂了。因为，所有读书人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也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可是古今中外所有读书人(甚至是不读书人)的天性。有不少人也就靠自己的精神家园支撑自己的生活，给自己生活带来勇气和信心，通过不断地摸索和进取促使社会进步的。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这位“伟大的教授”本人。教授也可以扪心自问，你难道就完全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或完全找到和实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吗？从这个角度说，教授也骂了所有人的天性，而这个天性正是我们人类优秀的品质。

　　一部《论语》确实是孔子弟子们的“聊天之作”，孔子的弟子们在孔子死后也确实都“另立山头”，这只能说各人的理想知趣不同。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另立山头”后还能同心协力的“聊出”《论语》？这就是孔子思想的伟大之处，他能够使有“不同政见”的人甚至是彼此敌视的人统一到他的思想之中，并能够影响子子孙孙。

　　我们现在不排除《论语》里有糟粕的东西，毕竟《论语》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有不少观点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是错误的；而孔子也教人“温故而知新”。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孔子，不仅失之厚道，甚至是无耻。 朱少华(安徽 自由职业者)

　　B不必对“狗”论上纲上线

　　孔子何许人也？居然被称为一条郁郁不得志的“丧家狗”，李零教授的这一“新锐”观点自然会被人大批特批。而笔者看来，误读(姑且承认是误读)孔子为“丧家狗”又何妨？而宽容这一新锐观点，反而体现了学术自由。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孔子也是如此。

　　所谓“丧家狗”，不过是《论语》中“丧家之犬”的现代说法。《史记·孔子世家》中就有一段文字陈述，当年别人这样称呼孔子时，孔子自己反而高兴地说：“他形容我的相貌，这无关紧要。要说我像一只丧家犬，还真的是这个样！”。

　　反观孔子一生，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绝望于自己的国家，周游列国，唇焦舌燥，颠沛流离，却一无所获，其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如此无所归依，恰如杜甫形容自己的“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

　　笔者认为，李零用“丧家狗”作书名，决不是骂孔子，只是为了说明孔子的真实遭遇、古代知识分子常有的遭遇，这是事实陈述。我们不必仍保持着一套固有的思维定势，将之一棍子打死而后快。而孔子自认为“丧家狗”，不自认为“圣人”，是他最清醒的地方；也幸亏孔子成了“丧家狗”，而没有成为“被收容、豢养的狗”，他才具有了为后人与今人敬仰的地位和价值。

　　退一步说，即使涉嫌误读孔子，误读又何妨？有论者指出，对传统文化最大的破坏并不是“误读”，而是束之高阁“不读”或全盘抛弃。“读孔子”能读出百家争鸣，去芜取精，使经典文化对当代人的影响从“心灵鸡汤”层面上更进一步，促成大众思想的解放和发展，则更是善莫大焉。 何勇海(成都 市民)

　　C思想交锋是国学发展的动力

　　文化发展历来就是思想对垒和观点交锋的过程。想当年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氛围何等自由无疆啊！就是这种对垒，促成了思想锋芒的深刻、丰富，形成了中国思想阵地的历史高峰。权威高论虽可独领风骚，毕竟不能成为“思想森林”，而只是“思想灌木丛”，这时应有足够的观点相左者针锋相对、据理力争。这种思想交锋才是国学发展的持久动力。

　　当“孔子圣人论”形成“文化定论”后，如果后人局限于这种观点，人们得到的是一个“套子孔子“，而不是“时代性孔子”，孔子研究和国学发展就会出现优越感、满足感，进而形成大一统的文化垄断和学术权威。李零的“丧家狗论”出现了，恰恰会逼迫、激活传统认知和新儒家的忧患意识，进行彻底认真的文化反省、文化纠偏、文化争鸣，从而达成文化发展、文化进步，其积极意义是不能抹杀的。

　　有人将“丧家狗论”定位为恶俗炒作、“垃圾”和“末世之书”。我认为轻视了文化积极性，是一种文化片面。在文化市场上，炒作已成为被大众认同的平常动作，孔子研究如果没有炒作、推介，能拥有稳定的文化地位吗？是垃圾不是垃圾，读者和市场自有发言权，权威不必过早的盖棺定论、大棒压人。

　　炒作和“丧家狗论”只是文化竞争力的表现，呈示多元文化，提供多侧面思考，最终受益者仍是读者和国学发展。于丹曾这样界定反对者，“中国需要多元化的文化，我和他们是合而不同的关系，从构建和谐文化角度讲，我们是殊途同归的。”在公众话语权得到空前落实，倡导“学术争鸣”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扼杀“不同观点者”。(雷振岳/河南 媒体评论员)

　　原载《成都晚报》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