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先生在剖析目前“国学”热与传统文化之时，提出两条重要原则：传统不能割断，世界不能脱离。他对相关问题的精细辨析，促使我们重新思考---

什么是国学　什么是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梦溪所长访谈录

　 ■本报记者　杜悦 　

刘梦溪近照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艺学和艺术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研究方向为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红楼梦与百年中国》（1999）、《中国现代学术要略》（1997）、《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2004）、《陈寅恪与红楼梦》（2006）等。其主持编纂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35卷、2000万字），获中国图书奖。

　　“国学”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国学”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

　　记者：我知道您对当前的“国学热”及相关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细致的思索，并且观点非常独到。请您谈一谈“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刘梦溪：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以叫作传统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而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其精神学术层面，应该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国学则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在谈学理问题的时候，不应把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近一个时期国学话题得到学术界乃至学术界以外人士的关注，似乎有一点“热”。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小学生有国学班，互联网上在辛苦地遴选“国学大师”，与国学有关的书籍销路也不错。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一个背景，跟近20年来学人以及媒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弘扬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减少了陌生感，甚至有了一定的认同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现在国学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

　　但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当时大家在使用“国学”一词时，表现得比较审慎。现在讲国学讲得太泛，什么都成为国学了。我更倾向多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比“国学”更亲切普及，更容易被民众以及外国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都有被传统所遮蔽的一面，都需要有对传统的反思能力，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应该是让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必要资源，用现代性批评传统，也用传统批评现代性。在我们国家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新的诠释，使传统成为现代人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化的层面。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那些物化的文化典范，我们需要增加保护意识。此外还有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现在因为有联合国的倡导，各国都很重视，我们国家近年也给予极大的关注，获得良好的成效。

　　国学所包含的内涵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的学术部分。当然就国人的教育而言，我认为国学应成为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内容之一，这个问题比较大，需要有心人细致探讨。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不应用“国学”来代替“传统文化”。

　　记者：您对国学概念的缘起及其演化过程也有重新检讨,对一些相关概念作了细致的辨析，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刘梦溪：“国学”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时间比较早，《周礼》里就有“国学”字样，但那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比如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黄提到梁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样我们至少知道1902年国学这个概念就开始使用了。这封信在《黄遵宪全集》里能够查到。

　　章太炎先生使用国学的时间也比较早，而且他是最有资格承当国学大师称号的人。1903年他因“苏报案”

　　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当《民报》停顿的时候，他讲起了国学，正式挂牌开讲，鲁迅、吴承仕等曾前去听讲。章太炎第二次讲国学，是1913年至1916年被袁世凯软禁的时候，在北京钱粮胡同，北大许多教授去听。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开办的系列国学演讲，《申报》为之配合，每次演讲都作报道，影响更大。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曹聚仁根据上海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最后是章太炎的晚年在苏州，又办起了国学讲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