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长期以来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这些年所做的还是处在对传统“恢复记忆”的阶段。“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来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而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目前的“国学”热与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有一些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由于传统文化源流的断裂甚至于在社会生活中一度“失宠”有关？在您看来，我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哪一个关节点上出了问题？

　　刘梦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还不到30年的时间，认真地说还只是处在连接传统、恢复记忆的时期。因为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传统采取一种隔绝或隔膜的态度。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长时间有人认为传统是现代性的一种阻碍。

　　谈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晚清到民国所发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当时人叫“大变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思想。就是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呈崩塌耗散之势。因此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五四”对传统的检讨不是没有缘由的，但“五四”精英彻底批判传统的结果，使传统大大减少了在民众中受拥护的程度。而民众不拥护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传承就会发生困难。

　　新儒家说后“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才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些大儒出来，为故国的文化招魂，才有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文化本位的宣言，才有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但是，十年动乱时期对小传统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的被毁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改革开放后，不光是知识界，领导者以及民众态度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进入传统的重建过程，首先应该对传统“恢复记忆”。

　　为什么是“恢复记忆”？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90年代初期，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对话，他就讲，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就是说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传统了。金先生是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用通俗的语言所作的概括，我很佩服。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但是在现代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是非常之小的。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认为，我们什么事情做不好都是因为传统在作怪，其实，不是这样的。与其说中国人喜爱传统，还不如说中国人更愿意求新。只是“新”的没有根基，“新”的不够稳定。“国学”本来是旧学问，现在大家都讲，其实也不是要怀旧，而是要赶讲国学这个“新”时髦、“新”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