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已经热了一段时间，于丹的心得也已经从《论语》卖到了《庄子》。然而，到底什么是国学，讲的人之间似乎还没有统一。最近，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发表意见，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6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季先生非常清楚，他讲的国学是“大国学”，因为这样一来，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按：主要是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就都应该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季先生的意思是嫌以前人们把国学讲得小了，认为“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所以，他提出，不能只研究黄河流域的文化，也要研究长江流域乃至其他流域的文化；不能只研究汉族文化，也要研究其他民族的文化；不能只研究从中国输出的文化(比如儒家)，也要研究进到中国来的文化(比如佛教)；不能只研究中国固有的文化，也要研究后来融入到中国的外来文化。季先生特别提到敦煌学，认为敦煌学应该包括在国学里边，因为敦煌是进来的文化的代表，是古代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最后一站。他还举出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例子，认为这个也应当算国学，理由是吐火罗文最早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

　　季先生提到敦煌学，提到吐火罗文，这不奇怪。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先生留德十年，学的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东方语言，是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等领域的专家。不过，敦煌学、佛教是否重要是一回事，敦煌学、佛教是不是国学则是另外一回事。我感到，季先生对国学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他是把“中国的学问”混同于“在中国的学问”了。

　　说国学是“中国的学问”，这大体没错，但“中国的学问”并不就是“在中国的学问”。这个分别在逻辑上是很清楚的。更重要的是，“国学”中的“国”(中国)不是简单的地理学概念，而是文化概念。那么，何为“中国的”呢？这就不能不牵涉到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

　　说到中国的文化传统，我相信，即使是季先生自己也不会赞成：用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而不是《论语》、《庄子》作为分析文本，用佛家而不是儒家、道家作为代表。固然中国文化不只是汉族文化，但即使是季先生自己恐怕也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化传统主要是汉族文化、用汉语写成。承认这一点并不就是汉族中心论，而是尊重历史。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研究不纳入“国学”，对其本身的价值丝毫无损。

　　其实，中国人所讲的国学，即相当于西方人所讲的“汉学”(Sinology)。这两个名词之间的互译几乎已成为通识，比如，北大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其刊名英译即是“StudiesinSinology”。中国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是多民族国家，但这并不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事实。也正是基于这种了解，西方人才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恰如其分地称为“汉学”。事实上，季先生从事的是西方人称之为“东方学”(Orientalism)的领域，和“汉学”原是两个行当。季先生虽然学问大，对自己外行的汉学发言，偶一失当，在所难免。

　　从前，季先生在被人称为国学大师时曾经诚恳地表示自己不是。现在，如果按照季先生对国学的理解，那么，国学大师这一称号他应当受之无愧。当然，如果他对国学的理解，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就只好接受这样的事实：季先生或许是东方学大师，但真的不是国学大师。

　　常言道：“大有大的难处”，我看国学还是不要往大里说好。

　　原载《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