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8月中旬，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的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中，主办方宣布：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襄樊5名受助大学生的冷漠，逐渐让资助者寒心。

　　消息甫出，有人指责学生忘恩负义、知恩不感，也有人指责企业家为富不仁、强人所难。笔者认为，不讲逻辑地挥舞大棒，进行单纯的批判，于事无益。

　　具体而言，受助大学生该不该向资助者打打电话、写写信、说些感谢的话？当然该！从宏观上，人家慷慨解囊，救你于危难之中，表达感谢是人之常情；从细节上，早在入学前，襄樊市总工会就给每名受助大学生及其家长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抽空给资助者写封信，汇报一下学习生活情况。就如在一些地方，贫困生接受捐赠前先签“工作后要捐款”的道德协议一样。这叫有约在先，要是不遵守，显得既不近人情，又有违契约精神之嫌。

　　其实，资助者要求受资助者定期汇报学习情况等等，无可厚非。说高尚点，这有利于监督受助者善款善用，还有助于督促受助学生好好学习；说狭隘点，即便要求受助者日后图报，又何咎之有呢？只要双方你情我愿即可。问题的关键是，在现实语境下，富人容易招致口水，而且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有钱人施恩也不应图报，图报的施恩便居心不良。有句话常常口耳相传：你对别人的恩你要忘记，别人对你的恩你要记住。

　　于是，《湖北5名贫困大学生受助不感恩被取消资格》这则新闻就被不少人解读为，企业家太为富不仁，你有什么资格要求受助者对你汇报，这不是道德勒索吗？同时，许多人对受助的学生满怀同情，纷纷进行声援和力挺。这种错位的结局和扭曲的批判逻辑，令人感慨良多。由此，我想起了我的捐助小记。读大学时，我用稿费资助了一名安徽滁州的失学女童，当我将500元汇给负责此事的安徽省妇联后，不久就收到了该女童的感谢信，我也迅速回信，鼓励她好好学习，有什么要求可写信给我。但后来，我就再也没收到她的来信了，我也没有再写信给她。现在我想，如果一直保持联系的话，想必我还会继续帮助她。遗憾的是，现在无法知道该女童的消息了，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能继续读完初中没有？回忆这段往事，笔者想说明的是，资助者希望得到受助者的消息，其实并非全为索报。

　　一件正常的捐助为何偏偏以双方关系破裂而告终？为何引起轩然大波？为何资助者、受助者，包括旁观者都不无失态，不能心平气和呢？这实际上与我们欠缺慈善文化有关。

　　据《中国日报》报道，2006年是美国慈善事业收获颇丰的一年，全美前15大慈善捐赠金额累计达350亿美元，为近年之最。有数字显示，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均约1000多美元。显然，无论是巨商豪贾还是一介官员，乃至平民百姓对慈善事业，都怀有一种虔诚的情结，这种情结不是用来标榜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而然的，是生活的一部分。无独有偶，人民日报记者丁刚曾谈到他在瑞典所看到的慈善现象。丁刚称：“我认识的瑞典人几乎个个都有捐赠的经历，慈善早就深深地融入了瑞典人的生活。”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2年中国的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总共10多亿元，之后两年并没有太大变化，该信息也在网络上面广为传播。就徐永光看来，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相差了7300多倍。此外，那些坐拥金山的富豪并没有捐献出与之相匹配的善款，中华慈善总会统计，目前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

　　综上例证，可以看到，正因为我们的慈善文化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企业家的每次捐款总引人注目，被众星捧月，资助者难免心理失衡；而受助者又缺乏慈善文化的熏陶，缺乏契约精神，同时，受社会不良习气影响，对一些富人心存敌意，认为受到资助是理所当然。

　　中华慈善总会理事章立凡说，良好的民间慈善需要有三个层面的土壤，法律、道德和文化。慈善文化其实是慈善最内核的东西，因此要培植出成熟的慈善文化，不仅先富起来的人需要努力，我们每个人也不应作壁上观。当富裕的人把慈善当作精神胎记，当普通百姓把善念当作精神信仰，当受助者知恩图报，当政府为慈善事业构建出良好的制度设计时，相信这种中国式“知恩不感、施恩索报”的尴尬场面就会大幅度减少。

（责任编辑　高伟山）